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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間不折不扣的獨用辦公室。狹長、昏暗、安靜，開著冷氣，窗戶緊閉，灰色軟百葉簾半合，擋住七月的刺眼日光。灰窗簾搭配灰地毯。墻角有只銀黑兩色的大保險箱和一排低矮的档案盒，極為協調。墻上是一個老者的大幅彩照，他尖尖的鷹鉤鼻，蓄八字胡，穿硬翻領。衣領裏擠出的喉結，看著比多數人的下巴頦還硬。照片下的金屬板寫著：馬修·吉勒雷恩先生，1860—1934。

德雷斯·金斯利在市價八百塊的大班台後面輕快地踱了幾步，一屁股坐進一張高背皮椅裏。他從鑲銅的紅木煙盒裏取了支細雪茄，剪好後用胖墩墩的台式打火機點上。他從從容容。無所謂我的時間。點好火，他往後一靠，吐出一小口煙，開口道：

“我是個生意人。沒工夫閑晃。看你的名片，你是個持照偵探。拿點證明出來吧。”

我掏出皮夾，遞給他幾樣證明。他看了看，把東西扔過桌面。裝著執照復印件的假象牙套掉在了地上。他也懶得道歉。

“我不認識姆吉，”他說，“我認識彼得森警長。我要找個可靠的人來辦一件事。大概你就是那個人。”

“姆吉就在警長轄區下的好萊塢分局裏，”我說，“你可以查的。”

“不必了。我想你靠得住，不過別跟我耍滑頭。記住，我雇用誰，誰就是我的人。他要完全按我說的做，口風還得緊。不然立馬滾蛋。清楚了嗎？但願我沒有太難伺候。”

“何必現在就把話說死呢？”我說。

他皺皺眉頭。他厲聲問道：“怎麽收費？”

“一天二十五，額外費用另算。汽油錢嘛，一公裏八分。”

“荒唐，”他說，“太貴了。一天十五，一口價。夠多了。油費我按裏程給，講道理，照規矩辦。但不準亂兜風。”

我吐出一小團灰色煙霧，用手扇了扇。我不說話。看我不說話，他好像有點吃驚。

他從桌上靠過來，用雪茄指著我。“我還沒雇你呢，”他說，“但要是我用你了，這活兒就得絕對保密。不能跟你的警察朋友談起。聽明白了嗎？”

“您究竟要辦什麽事，金斯利先生？”

“計較什麽？你各種偵探工作都做，不是嗎？”

“不是都做。只接光明磊落的。”

他逼視著我，目不轉睛，嘴巴緊閉。灰眼睛裏的神色難以捉摸。

“比方說我不接離婚的生意，”我說，“對於生客，我要收取一百塊訂金。”

“好，好，”他說道，聲音突然柔和起來，“好，好。”

“至於你是不是太難伺候，”我說，“剛開始，大部分客戶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就是大吼大叫要讓我知道誰才是老板。但到頭來，他們通常都很通情達理——如果人還活著的話。”

“好，好，”他重復道，聲音依舊柔和，繼續盯著我，“很多客戶都會沒命嗎？”

“知道怎麽做人就不會。”

“來支雪茄吧。”他說。

我接過雪茄，放進口袋。

“我要你找到我妻子，”他說，“她失蹤一個月了。”

“好，”我說，“我會找到你妻子的。”

他雙手輕拍桌面。他死死盯著我。“相信你會的。”他說。說完他咧嘴笑了。“四年來，還沒人敢跟我這麽說話。”他說道。

我沒作聲。

“管他媽的呢，”他說，“不賴。相當不賴。”他用一只手掌捋了捋濃密的深色頭發。“她跑了一整個月了，”他說，“從我們山上的木屋走的。靠近獅角。你知道獅角嗎？”

我說我知道獅角。

“我們那地方離村莊三英裏，”他說，“有一部分在一條私人道路上方。蓋在一個私人湖上。叫小鹿湖。為了改善環境，我們仨建了個水壩。那塊地是我與另外兩人共有的。很大，但沒開發，當然短期內也不會開發了。我的朋友都有木屋，我也有一間，一個叫比爾·切斯的人和他老婆免費住另一間，照看那地兒。他是個殘疾退伍軍人，拿撫恤金。那邊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妻子是五月中旬過去的，下來過兩次度周末，按理說六月十二日該來參加聚會，可就此失蹤了。我再也沒見過她。”

“之後你做了些什麽？”我問。

“沒有。啥也沒做。我甚至沒去那兒。”他等著，想叫我問為什麽。

我說：“為什麽？”

他把椅子往後推，打開一個上了鎖的抽屜。他拿出一張折好的紙，遞過來。我展開一看，是份電報。六月十四日上午九點十九分，從埃爾帕索發出。收件人德雷斯·金斯利，地址比弗利山莊卡爾森大道965號，內容是：

“正去墨西哥辦離婚[1]，會與克裏斯結婚，祝好運再見 克麗斯特爾”

我把電報放在我這一邊的桌上，他忙遞來一張極為清晰的大幅快照，高光紙上是一男一女坐在海濱沙灘，頭頂遮陽傘。男的穿條泳褲，女的則是一罩奔放的白色鯊皮呢浴袍。她是個苗條的金發妞，年輕、勻稱，面帶微笑。男的是個壯碩的黑皮膚帥小夥，漂亮的肩膀和雙腿，烏亮的頭發，潔白的牙齒。六英尺高，一看就專幹拆散別人家庭的事。手臂緊擁你入懷，一臉聰明相。他手握一副墨鏡，對鏡頭露出老練自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