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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他的名字省事不少，因為他是在聖巴爾多祿茂節[2]那天來到孤兒院的，所以自從一開始，他就叫“巴特”。可後來，稍大一些的孩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博萊特”[3]，甚至後來連孤兒院裏的員工也都這麽順口叫他了。（沒準這又是院長為了排遣他內心中的“孤立感”所采取的措施？）就這樣，這個名字一直伴隨著他進了文法學校[4]。

沒錯，文法學校。可又為什麽他會覺得自己跟文法學校也“格格不入”呢？

難道是因為他的衣服有那麽一丁點兒不同嗎？當然不是。他小時候還談不上臉皮薄，只是顯得有些不合群罷了。難道是因為他是個專心讀書的書蟲？肯定也不是：有半數他這種類型的孩子讀書也讀得很好。那麽為什麽他會覺得這所學校不適合自己呢？他聽不進院長的良苦勸言，鐵了心要休學工作，決絕得甚至都不像是個孩子的模樣，院長辯駁不過，陷入沉默，最後批準了他的籲求。

可以想見，他也不喜歡工作。辦公室離他那兒有五十英裏遠，並且由於他連一處普通的住處都租不起，只得棲身於當地的“男童院”。直到他進了“男童院”之後，他才知道原先那個孤兒院有多好。工作和住處猶如魚和熊掌，只能勉強應付一個，卻不能兩者兼顧。而兩相比較，他又認為辦公室的工作是最為糟糕的。雖說這份工作舒服自在、輕松閑暇，並且從長遠來看，還算有些奔頭。可他覺得那裏無異於監獄，不止一次地意識到時間與他擦肩而過，白白浪費。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多少讓人有些意外的是，他就這樣作別了辦公室的生活；對未來顯然也沒有任何規劃。某天，他走過一家旅行社，玻璃窗上貼著“迪耶普一日遊”的宣傳廣告，大號的紅色字體標著價格，正好是自己所有積蓄的總數——差不多半克朗[5]。即便如此，如果不是趕上老亨德倫先生的葬禮，什麽事兒也不會發生。亨德倫先生是他一個“退了休”的同事，在他葬禮的這一天，辦公室決定休假一天“以示敬意”。就這樣，口袋裏裝著一整個星期工資又有一天假的他，帶上了所有的積蓄，“出國”遊玩去了。他在迪耶普玩得十分開心，即便他的法語只學了一年，說起來還磕磕巴巴的，也沒讓他覺得掃興。可到了要回程的時候，他的腦海裏卻突然蹦出了想要留下來的念頭：他一到海港，這個令人驚訝的想法就緊緊地抓住他不放。

他望著皮姆利科區的這間房子的天花板，暗自思索，到底是他天性誠實，還是因為在孤兒院受到的良好教育，讓他竟然為了一個賒下來的洗衣賬單而心生愧疚？照常理，對於一個身無分文、風餐露宿的男孩來說，賴下兩三便士的洗衣錢本不應有什麽良心不安的。

是那輛從海港駛來的馬車成了他的救星。他豎起了大拇指，馬車上皮膚黝黑、汗涔涔的馬夫一瞧見這個國際通用手勢，就咧嘴笑著放慢車速，經過他的身邊。他先是追著車子跑了一會兒，然後抓住車板，最後讓馬夫給拽了上來。從此，他和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了。

他原本計劃要留在法國工作。在去往勒阿弗爾[6]的漫漫長路上，他反復掂量，並且跟司機比畫手勢，討教能夠賺個豐衣足食的法子，可無奈，司機說的方言他一句也聽不懂。到了勒阿弗爾的一家小店歇腳的時候，他的鄰座啟發了他，這個人眼神宛如一只喪家之犬，憂郁神傷地對他說道：“小老弟，在法國，單憑你是個男子漢還不足以找到個工作。你還得有身份證件啊！”

“那麽，”他問道，“沒有身份證件的人都去了哪裏呢？我的意思是，他們去了哪個國家？我什麽地方都可以去。”他也是突然才意識到，世界就在自己腳下，從此可以心隨所向、浪跡天涯了。

“天知道，”那男人回答道，“人就是越活越膽兒小了。去海港邊隨便挑艘船上了吧！”

“哪艘船？”

“無所謂。你們英國人不是有個那什麽的遊戲嗎——”他比畫了一個手勢。

“你是說那個點兵點將的遊戲？哦，是啊，‘點兵點將，點到誰就……’”

“不錯。你就這麽去海港邊上，接著念叨‘點兵點將，點到誰就上誰的船’，再趁著大家都沒注意到你的時候溜上去吧。可你還是得小心，到了船上，他們查身份證明的時候簡直跟瘋子沒有兩樣。”

就這樣，他點中了巴爾夫勒號。只不過他根本就不需要有什麽身份證明：對巴爾夫勒號上的廚子來說，他的出現簡直是上蒼的饋贈，他們這些年可都盼著能找來個助手呢。

好一艘老巴爾夫勒號！臟亂而滿是銹綠的廚房裏散發著陳年的橄欖油味兒；灰色的海面常常卷積著如山峰似的巨浪；而這艘船一次接一次奇跡般地穿梭其中，安然無恙；還有那個廚子，每個星期總要喝一次酩酊大醉，只好讓他充當起免費的臨時廚子，還得學吹口哨、學說水手們蹩腳的行話。真是好一艘老巴爾夫勒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