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梗概（第2/3頁）

1941年7月10日早晨，八名蓋世太保來到鎮上，與鎮政府代表開了一個會。當蓋世太保問到，在猶太人的問題上他們有什麽計劃時，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所有猶太人都必須死。當德國人提出，每個行業可以留一家猶太人的活口時，當地的木匠布羅尼斯沃夫·斯萊辛斯基（Bronisław Śleszyński，他當時在場）答道：我們波蘭人的工匠夠多了，我們一定要鏟除所有猶太人，一個活口都不留。鎮長卡羅拉克和在場的其余所有人都對他的話表示贊同。為此，斯萊辛斯基還“貢獻”了他在不遠處的谷倉。會議結束後，血洗就開始了。

當地的流氓們操著斧子、插著釘子的棍棒以及其他用於折磨和摧毀的武器，將所有猶太人都趕到了街上。他們選了75名最年輕、最健康的猶太人作為他們惡毒本性的第一批受害者，命令這些猶太人搬運一尊巨大的列寧紀念碑——那是蘇聯人建在鎮中心的。石碑重得根本沒可能擡起來，但在波蘭人的拳打腳踢之下，猶太人不得不搬。在搬運石碑的過程中，他們還被要求唱歌，一直到他們將石碑搬到指定的地方。在那裏，他們被命令挖一個大坑，並將石碑扔進去。之後這些猶太人都被殺死，並被丟入同一個坑中。

這些劊子手的另一項暴行是命令每個猶太人都挖一個坑，埋葬之前被殺死的猶太人，接著這些人又被殺死、被埋葬，如此往復。要想一一列舉出這些流氓的殘暴行徑，簡直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歷史上，我也再難找出能與之相提並論的行為了。

猶太老人的胡子被焚燒，猶太兒童在他們母親的懷中被殘殺，人們被往死裏打，還被逼著唱歌跳舞。最後，他們開始了最主要的行動—燒。整個鎮子被守衛保衛，以確保沒人能逃脫。接著，猶太人被命令排成縱隊，四人一行，一位90歲的拉比和一位屠宰師站在最前面，他們被要求舉著一面紅色的橫幅。所有人都被趕入谷倉，還被命令唱歌。一路上，那群流氓像野獸一樣毆打他們。谷倉大門附近站著幾個暴徒，演奏著各種樂器，就為了讓樂聲掩蓋受害者的慘叫聲。一些猶太人極力自衛，但他們早已沒了防禦能力。他們滿身鮮血，遍體鱗傷，被推入了谷倉。接著谷倉被澆上煤油並點燃，那群暴徒則四處搜查猶太人的家，尋找留在家中的病人或兒童。他們將找到的病人押往谷倉，至於小孩子——他們將小孩子的腳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著用幹草叉叉起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熱的炭上燒烤。

大火過後，他們用斧頭劈開尚未完全肢解的屍體尋找金牙，極盡所能地破壞這些“神聖殉道者”的肉身。

對於瓦瑟什塔因證詞的讀者而言，事實已經顯而易見：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因波蘭人的暴行而被趕盡殺絕。然而，在當時，想要完全厘清他證詞中的意思還是有些困難的。從他呈上證詞到開庭審理這個案件，中間間隔了四年，對於這一點其實我也不是特別驚訝。從我本人在猶太歷史研究院發現他這份陳述到完全相信和理解其中的真實性，基本上也用了四年。1998年秋天，我受邀為一位專攻波蘭比亞韋斯托克地區（Białystok）戰時歷史的知名歷史學家，托馬茲·斯得澤姆鮑茲（Tomasz Strzembosz）教授的紀念論文集撰文，於是我決定用耶德瓦布內的例子來描述波蘭居民對他們猶太鄰人的虐待。然而彼時我還沒有注意到，在瓦瑟什塔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殺戮和暴行之後，所有剩下的猶太人最終都被活活燒死於一間谷倉中。（我在閱讀證詞時一定以為這只是個假設性的比喻，並認為只有一部分猶太人是那樣遇害的。）在我交稿的幾個月後，我看了紀錄片《我的哥哥該隱去哪兒了？》（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的原片。該片由阿格涅絲卡·阿諾德（Agnieszka Arnold）執導，片中他作為訪問者之一，與布羅尼斯沃夫·斯萊辛斯基的女兒進行了交談。這時候我才意識到，瓦瑟什塔因所陳述的每字每句都應該被嚴肅對待。

鑒於那本論文集尚未出版，我開始考慮撤回我寫的那篇文章。然而，我最終決定不做改動，原樣發表，因為耶德瓦布內故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即波蘭人對他們犯下的駭人聽聞之罪行的後知後覺。這起事件為何（或者也可以說為何沒能）在包括我在內的戰時史學家的意識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耶德瓦布內之後的三代居民在得知這些殺戮後是如何生活的？當這起事件成為公開的信息，波蘭的全體公民會選擇用什麽方式披露它？

不論如何，一旦我們意識到那些看似無法想象的事情竟然真實發生過，歷史學家很快就會發現：整個故事其實有詳盡的記載，事件的目擊者仍然活著，這起罪行的記憶在耶德瓦布內會代代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