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決策中的“直覺”與“第六感”（第5/9頁）

韋德·海斯利普（Wade Haislip）將軍亦有同樣的看法：“我認為直覺是教育的產物，是完完全全地知道自己的專業。1944 年，當我在愛爾蘭帶領著一個軍團時，我們在那裏待命及訓練，準備進攻歐洲。因為我的部隊被安排在登陸歐洲的第二梯隊，所以在 7 月 9 日到 8 月 1 日期間，我能夠靜觀戰爭的進行。當我的部隊在訓練待命期間，我獲得上級的批準到意大利進行觀光考察。此次旅行對我有非常大的助益，對我而言那裏已經沒有任何神秘了，並印證了我的畢生研究是對的。所以當我的部隊開始采取行動時，一切行動準則均如同先前在指揮部推演的過程一樣，沒有改變。據我所知，整體行動過程中唯一的不同是有敵人攻擊我們。”

安東尼·麥考利夫將軍亦持相同的見解：“一個作戰指揮官對其部隊進行各種廣泛訓練與領導所屬的下級指揮官時，必須像一位心理學家。某些官兵只要拍拍其肩膀就可以表現得很好，但某些人則需要采取緊迫盯人的鞭策方式。我認為這些能力是一個人在經年累月的軍旅生涯中學習來的。它需要對人性的了解。經驗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軍旅生涯中，你可以閱人無數及學習識人之道。”

所謂的直覺、第六感、軍事反應或其他任何名稱，並不局限在戰場狀況上。布萊德雷將軍說：“馬歇爾將軍是一位偉大的人。他具有先見之明，具有想象力。要去定義這種想象力是很困難的。它是一種預知某件事將會發生及可能造成後果的能力。在戰場上，你可以稱之為對戰場的直覺或第六感。”

斯帕茨將軍擁有這種能力。斯帕茨的密友、知己及敏銳與精準的觀察家，陸軍部掌理空軍事務的助理部長羅伯特·羅維特，認為斯帕茨擁有一種對戰略的直覺，通常他的認知是正確的。斯帕茨不是一位有系統的規劃者，其通常是運用直覺來作正確的決定，他的參謀勞倫斯·S. 庫特（Laurence S. Kutter）準將說：“斯帕茨將軍個人很厭惡參謀研究。當參謀研究完成後，將軍會立即要求將研究後的結論、選擇方案、建議及誰來執行任務等重點告知他……而不會閱讀整份參謀研究報告。他所要知道的是結論、結果、選擇方案與一些額外的重點。”

喬治·布朗將軍亦擁有這種能力。他的軍事生涯大部分都在戰鬥單位，在 1973 年接任空軍參謀長一職前，他被調往空軍系統司令部（Air Force Systems Command）——空軍的科技部門。他的屬下傑裏·庫克（Jerry Cook）少將向我提到：“盡管將軍的自信心很強，但他並不自大傲慢，當其調任至系統司令部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訴司令部裏的人，他不了解他們所做的事，他來這裏當他們的指揮官，並提供維持各單位任務正常運作的一個對上的通道。他會說：‘但是我不了解你們的工作。事實上，來到這裏而不了解你們的工作讓我覺得很羞愧。’他是一位非常謙遜的人。

“但他把它當作一種力量。當專家向他作簡報時，他通常會說：‘現在，對於任何有關工程細節或規格的相關問題，我無法提出任何問題。但針對你告訴我的這些事情，我可以就個人直覺來提供意見。’他有時會說：‘那裏有些不對勁的地方。’進而挑出明顯錯誤的地方。當他指出簡報人的錯誤後，他會給他們機會改正。他的做法使那個被找出錯誤的人能從中獲得成長。”

特拉斯科特中將是盟軍進攻意大利時馬克·克拉克將軍麾下的一位軍長，在他的回憶錄中對“直覺”有獨到的見解：“克拉克一直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參謀軍官，他的執行與行政能力特別卓越。然而，他缺乏亞歷山大在高級司令部中的訓練及經驗，他首次在司令部服役的經歷是在薩勒諾——一次艱難的經歷。當克拉克視察我的指揮部時，他通常會帶著記者與拍照人員隨行。他的公關軍官要求所有發布的消息應加入‘克拉克中將的第 5 軍團’的用語，甚至在安齊奧的時候亦不例外。他對個人公關的重視是其最大的缺點。我有時認為這可能會影響其對‘戰場的直覺’，這種直覺是最高指揮官必須擁有的特質。雖然廣泛的個人宣傳對巴頓及蒙哥馬利似乎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幾乎沒有人的個人魅力可以超過克拉克，也沒有一個高層指揮官對其部屬執行任務的支持勝過克拉克。在我的記憶中，他從未拒絕過我的請求，並且總是不知疲倦地立即推進任何後勤或戰術上的問題。”

“直覺”是否為與生俱來的能力呢？我問前陸軍參謀長“靦腆的”愛華德·邁耶將軍，他答道：“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與後天努力的綜合體。我相信它主要是被逐漸培養出來的。上帝賦予人類許多東西，如大腦、基因、有沒有頭發（他正在禿頭）及各式各樣的天賦，某些人發展出特有的能力而某些人沒有。培養這些特有能力的方法之一，就是觀察其他人的行為。培養與發展這些能力的機會造就了偉大領導者在上位時的成功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