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決策中的政治因素

當艾森豪威爾在菲律賓擔任麥克阿瑟將軍的助手時，他就意識到政治可能幹擾到正確的軍事決策。因為菲律賓陸軍的財務資源非常有限，陸軍顧問們在 1936—1938 年間想要以最低的價錢提供菲律賓恩菲爾德步槍（Enfield rifles）。這應該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因為這些步槍對美國來說已經過時了。艾森豪威爾在 1936 年 1 月 20 日的日記中寫道：“當華盛頓接到這個請求時，他們把它當作一個重要政策並送請總統裁決。我們當時真的很迷惘，這件事怎麽會與政策有關聯？到底這是一個國內的政策問題還是有國際的含義在裏面。”

艾森豪威爾跟著寫道：“總統是不是會顧慮厭惡中央政府的和平主義團體？菲律賓人是否會在危機中轉而反抗美國，並讓美國背負以經費武裝敵人的罪名？這是否會影響美國與日本的關系？國會是否會將之視為違反國會對武器禁運的意圖，進而提出一個新的法案？”艾森豪威爾當天進一步表示：“所有這些問題經過分析都無法提供一個滿意的解釋，在我們看來，這只是政府當局一個非常目光短淺的政策決定。”

艾森豪威爾從一個軍人的立場，對政治現實作了如此結語：“我們絕不能忘記，今天華盛頓對每個問題的處理都是基於如何在 11 月獲得選票。如果完全依照我們的意思來處理並不能增加選票；但不同意我們的要求，並利用媒體加以渲染，則可能被認為能爭取到和平主義團體與一些其他被誤導群體的選票。”

他整理了那天的思緒後有了一個非常清楚的認識，這也是每一個美國軍人都必須了解的：當高層長官作出一個決定時，“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我們已經對這個議題提供了最好的專業建議，不管最後決定怎樣，我們都要準備好去執行這個決定”。實際上這就是職業軍人的行為規範、準則與指令。

“二戰”期間，艾森豪威爾的政治難題並非都來自英國，有一些是來自美國的政客。1942 年 7 月，他非常驚訝地發現美國駐英國大使發電報給華盛頓，建議讓他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挑選戰略轟炸目標。艾森豪威爾馬上介入，在不傷感情的情況下非常巧妙地將這位美國大使排除在目標選擇事務之外。

美軍在越南的最高指揮官威廉·C. 威斯特摩蘭將軍（William C. Westmoreland）就不像艾森豪威爾這樣幸運。他原希望轟炸北越能提振南越軍隊的士氣並幫助結束這場戰爭。但是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述：“在華盛頓對戰役進行方式優柔寡斷的指示下……轟炸對北越繼續作戰的決心沒有明顯的影響。”在書中他嚴厲批評了華盛頓對他決策的幹擾，他說：“我們原先計劃全天候上千架次的轟炸行動，但是華盛頓只批準每周 2—4 次的轟炸，而且每次只有數十架次的飛機……來自華盛頓的幹預，嚴重阻礙了戰役的進行。據說有一次約翰遜總統還誇耀說：‘沒有我的批準，這些人連廁所都不能轟炸。’華盛頓這些怯懦的政策，來自一位用意良好但過於天真的官員的建議，他的影響造成總統總是從政治角度來考量事情，他試圖去討好每一個人，而不是真正承擔他的責任來作一些困難決策的取舍……

“這些政府官員及一些白宮和國務院的顧問們，顯然藐視職業軍人的意見，而選擇相信那些優秀的常春藤知識分子可以利用一些政治戲法，而不經軍事武力就可以摧毀敵人的作戰能力。”

威斯特摩蘭將軍對不當幹預的忍耐終於結束了。“幾乎所有 B-52 轟炸機的目標都在人煙稀少的內陸，”他如此寫道，“都是遠離人口集中地，但通常都是軍隊集結區或營區。最初幾個月，華盛頓詳細檢查每一個我們提出的轟炸目標，幾乎到了荒謬的程度。當總統海外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克拉克·克利福德在 1965 年訪問西貢時，我對他拒絕讓我們轟炸一個地區感到無比的憤怒，只因為在華盛頓有人從航空照片中發現目標區內有一個類似茅草屋頂的痕跡，並據此判斷該區域有人居住。我要求克利福德帶話回去，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如果華盛頓對我不再信任，就請他們另請高明吧。從此之後華盛頓的幹擾才停止。”

在喬治·布朗上將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期間，所面對的最困難的抉擇之一，就是美國當局要考慮與巴拿馬簽訂一個新的《巴拿馬運河條約》（Panama Canal Treaty），這個條約要把運河所有權轉移給巴拿馬政府。這個案例最能說明軍隊與總統間應如何維系適當的關系。任何要美國放棄對巴拿馬運河及運河區所有權的協議都與美國國家安全密切相關。這個決策影響美國的國際地位，尤其是美國對中美洲地區的影響力。美國海軍依靠這條運河，因為美國要安全地在兩大洋間調動兵力就必須依靠該運河的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