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決策

馬歇爾將軍於 1947 年冷戰時期擔任國務卿時，再一次肩負了許多重大決策的重責。1948 年春天，負責計劃部門的喬治·凱南向國務卿建議，針對“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向蘇聯釋出一個和解示好的動作，也就是邀請蘇聯來談談他們所遭遇的問題。這個建議旋即被蘇聯接受，但不幸的是，也被蘇聯渲染成一個高層會談。這件事讓美國所有的友邦非常震怒，因為他們認為這次高層會議事先並未征詢協調他們的意見。認為美國背著他們去和蘇聯談判，他們要求美國出面解釋。凱南說：

我記得有一段小插曲使得我對馬歇爾將軍的敬愛超過其他任何人。

我為所引起的駭浪感到無比的驚駭。有兩個晚上我獨自徘徊在福克斯豪村（Foxhall Village）的路上，試圖檢視整個事件的演變，想找出我們到底哪裏做錯了。第三天我來到將軍的辦公室，告訴他我的想法。他當時正埋首在一堆公文中。

我說：“將軍，我知道一個人要從錯誤中學習，而不該犯了錯就哭喪著臉。我已經花了兩天的時間，試著去找出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麽事。真的，我找不出來。我想我們是對的，那些批評是錯的。但既然外面有那麽多批評，我們一定是有什麽地方出錯了。”

馬歇爾將軍放下他手中的文件，緩慢地轉動他的椅子，他的眼睛透過眼鏡片注視著我。當時我在內心顫抖，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

他說：“凱南，你記不記得 1942 年我們重返北非的戰役，剛開始登陸作戰相當成功，因此頭 3 天新聞媒體把我們捧成天才。但自從達爾朗（Darlan）事件發生後，連續 3 周我們連世界上最笨的傻瓜都不如。

“你說的這個決定是我同意的，也送交了內閣討論，最後總統也批準了。

“這整件事唯一的問題，是你沒有一位專欄作家所具備的那種‘事後諸葛’的智慧與眼光。好了，你回去吧！”

許多批評都會跟隨著負責任的領導者。每當作了一個重要的決策之後，總有好多來自“事後諸葛的媒體”的批評。

艾森豪威爾很清楚地了解，一旦下了決心就要支持與維護它。1943 年 6 月 11 日，艾森豪威爾回憶起一位英國的盟軍指揮官哈羅德·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將軍時說：“他具有天生贏家的個性、豐富的戰爭經驗、和別人融洽相處的能力，以及非常好的戰術觀念。他非常謙虛而且充滿了活力。如果我們對他的資格有任何懷疑的地方，就是當他面對一些部屬時，他表現出來的令人質疑的不確定感。有時他會改變原有的計劃或是觀念，只為了迎合部屬的異議或建議，這樣他就可以避免直接命令的方式。”

當其他人對某項決定產生懷疑時，艾森豪威爾將軍通常會親自前往視察狀況。有一次英軍對一個計劃產生質疑，艾森豪威爾在 1943 年 7 月 1 日的日記中寫道：“計劃發起進攻的地面部隊是由克拉特巴克（Clutterbuck）將軍領導的英國第 1 師。他對於計劃中預期戰況的發展並不是特別的樂觀。因此他親自來找我陳述計劃的困難點以及他擔心他的人員會傷亡慘重。的確，如果我們在潘泰萊裏亞（Pantelleria）遭遇挫敗，則連亞歷山大將軍都認同“赫斯基行動”（Husky）將會一敗塗地。

“因為這些擔憂和懷疑，我在登陸日前 2—3 天親自從海上勘查了該地區，這次視察由海軍將領坎寧漢（Cunningham）陪同。通過我們的勘查，我確信這次登陸作戰將是一個簡單的任務，敵人抵抗將非常微弱，因此我指示他們照原定計劃執行。實際上，當第一批登陸艇到達海岸線之前那個地方就已經投降了，防守當地的指揮官後來說他根本沒想到當天會有盟軍步兵發起進攻。當天盟軍擄獲敵軍約 1.1 萬人。”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進攻薩勒諾（Salerno）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寫道：“在司令部經常有人對繼續‘雪崩行動’（Avalanche）是否明智提出質疑。但我評估可能會收獲非常大的戰果，雖然所分配的登陸艇仍然不足……我認為我們應該照原定計劃進行。所以，我就這樣通知了參謀長聯席會議。”

馬歇爾將軍也是一位非常冷靜且超然的決策者。迪安·臘斯克（Dean Rusk）當時是助理國務卿，他回憶說：“每當他的顧問們對一個政策有爭議時，他們都不能單獨見馬歇爾將軍本人，馬歇爾堅持所有有爭議的人都要參加討論會議。在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他的顧問們經常會以辭職威脅，企圖以此贏得總統的支持，或者在某項政策上對他施壓。馬歇爾認為這樣的行為就是在勒索，他絕不容許在國務院有這樣的行為。馬歇爾就任國務卿後，曾有一位國務院的資深官員建議變更一項政策，他對馬歇爾說，除非馬歇爾采納他的建議，否則他將因無法體現其價值而不得不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