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內戰的世界（第5/10頁）
1.發生在已經存在的國家之間的戰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2.（社會正義的）內戰，發生在國家或者共同體內部（法國大革命）
3.地區內的少數群體的脫離之戰：美國內戰
4.殖民地的脫離之戰（脫離帝國）：阿爾及利亞戰爭；美國獨立戰爭？
5.幹預戰爭（人道主義幹預）
6.國家統一戰爭（玫瑰戰爭，都鐸王朝）
7.帝國的征服之戰（羅馬戰爭）
8.聖戰，宗教的或是世俗的
9.民族解放戰爭（在現在的意義上）；遊擊戰[37]
羅爾斯的分類及其應用一樣給人啟發。內戰要同國家間的戰爭以及脫離之戰相區分，而脫離之戰又被分為州內戰爭和反帝國主義的脫離運動。他暗示，內戰只有當其目標是羅爾斯所說的“社會正義”之時，才是正義之戰。“社會正義”即是，為全社會成員的福祉而進行全面的內部改革，如同1789年之後的法國那樣。脫離之戰也許被視為正義的，因為是為了解放一個被壓迫的群體——例如，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少數群體，或者是一個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與當代國際法律師和政治學者一樣，他也將內戰與“民族解放戰爭”和遊擊戰區分開來。[38]
羅爾斯的分類是明白易懂的，而他的例子就不那麽清晰了。最開始，他也不太確定美國獨立戰爭是屬於哪一類脫離之戰。在他的課程中，他將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都歸於“少數群體的脫離之戰”。但這並不能證明他把這兩次沖突相等同，雖然他刻意不將南北戰爭歸為社會正義戰爭，這或許正反映了他不想將美國的愛國者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殖民地人民。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是歐洲移民在尋求脫離帝國，而不是原住民或者被奴役的人口。並且，他引用了西班牙內戰作為社會正義內戰的例子，而不是法國大革命。
後來在他的講課中，他更詳細地對戰爭的正義之理由做了講解，並以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簡論不幹預》和越戰作為他的參考，簡單地審視了關於對一場內戰進行幹預是否可能具有正義性的問題。羅爾斯對於穆勒著作中所謂“令人煩惱”的缺陷頗有些輕蔑，他表示“這無法為我們對越南的幹預正名”。因為穆勒為19世紀英國的幹涉行為羅列的論點，沒有一條可以放在今天美國對越南的政策上：“我們沒有中立地介入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我們也沒有通過幹預來幫助其人民推翻一個外國專制統治。”確實，羅爾斯總結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幹預行為只能是“在國際支持之下，保持中立……並且是基於明確的人道主義原因”。[39]
羅爾斯的這些課程中，內戰至少在澄清人道主義幹預的限制方面提供了暫時的幫助，對於闡明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的各種情況的不同之處也有所裨益。對於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來說，幾年之後，當他試圖定義他所說的“權力的物理屬性”時，內戰更是大有幫助。在巴黎著名的法蘭西學院擔任教職的每一年，福柯都要開設一門關於他正在做的研究的公開課。在1973年，他開設一門課程名叫“懲罰的社會”（La société punitive），這一主題將成為他對於現代權力體系概念的核心。如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許多歐美評論家一樣，福柯發現內戰“在哲學、政治學和歷史學上，都是一個發展不完善的概念”，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多數分析都將內戰視為他所說的“是意外的，是非正常的……理論上和實踐中的畸形怪物”。[40]以特有的理論功底和史學方面的膽識，福柯提出，要了解權力，內戰不是邊緣的或不相關的主題，而是所有權力鬥爭的核心，因此他建議將內戰從邊緣拉回研究的中心。[41]
福柯在1973年的課堂上對內戰所做的令人驚嘆的論述，提出了與標準的歷史記錄截然相反的觀點，非常富有啟發性。第一，他認為內戰不應該被視為霍布斯的《利維坦》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福柯認為內戰反而是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的對立面。第二，他反駁了因為內戰代表了權力的瓦解和分崩離析，就將內戰視為權力的對立物的假定；他認為內戰實際上是權力的完美典型，政治就是內戰的另一種形式。第三，他認為，在歐洲從早期現代的宗教戰爭和專制君主的繼承者戰爭向一個更加穩定的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內戰並沒有逐漸在歐洲消失。人類從未由內戰時代向革命時代逐漸演變；內戰反而一直是福柯所稱的“規訓社會”的基礎特征，在“規訓社會”中權力體系一直在塑造著人類。
在批評霍布斯和他的信徒們將內戰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混為一談時，福柯說道，這兩者的區別其實大得不能再大了。在它們的特征上（一個是集體性的，一個是單獨的），在它們的動機上，以及十分關鍵的，在它們與國家主權的關系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中，是國家建立起來的先決和必要條件，而內戰標志著國家權力的崩塌，主權本身的解體。[42]內戰的方向是抓住或者轉移權力，因此“在權力的舞台上呈現出來”。它常伴權力左右，甚至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得日常的權力行使都像是一次內戰。在這個意義上，福柯將克勞塞維茨著名的格言稍做改動來總結他的觀點——雖然後者絕不會同意這種改動——“政治是內戰的延續”。[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