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直面內戰（第2/8頁）

然而，內戰不應該一直作為一個鮮被探究的領域。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內戰缺乏系統的理論，也似乎很難對其進行歸納總結。目前也尚未出現一部以“論內戰”為標題的巨著，使其可以與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抑或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論革命》媲美。的確，如我們所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中幾乎沒有提及內戰，而阿倫特回歸原始的主張及其反現代的理念，使得她將內戰與戰爭的話題完全拋棄了。在1993年，戰後德國詩人及政治評論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注意到“沒有一種關於內戰的有用理論存在”。[11]後來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也提出“世界上有專門研究戰爭的戰爭學，也有專門研究和平的和平學，卻唯獨沒有專門研究內戰的內戰學”。[12]類似的感嘆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我並非旨在提供一個全面的關於內戰的理論，而且我也無法彌補那些缺失的研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能做的只是揭示出我們現有不滿情緒的根源，去解釋為什麽我們對內戰如此困惑以及為什麽我們拒絕直視它。

當今的時代要求我們正面地直視內戰。從1648年到1945年，這300年構成了一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時代。過去的60年，則是一個國家內部戰爭的時代。[13]這確實是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沖突方式最顯著的變化。根據一項被廣泛引用的數據，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有259場沖突上升到了戰爭的程度，而其中絕大部分是屬於國家內部沖突。自1989年以來，世界上僅有5%的戰爭是爆發於國家之間的。我們只需回顧一下20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幹戰爭，抑或發生在盧旺達、布隆迪、莫桑比克、索馬裏、尼加拉瓜以及斯裏蘭卡的戰爭，就能意識到近年來的內部沖突是多麽的血腥，更別提沖突之後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正在經歷怎樣的苦難。更糟糕的是，內戰並不會僅僅停留在“內部”太久。2015年，全球有50起內部沖突，其中有20起——從阿富汗到也門，是所謂的“國際化內戰”，即有鄰國軍事力量參戰或外部勢力幹預。[14]內戰並不在乎邊境線在哪裏。沖突讓人們為了尋求安全而背井離鄉，所以內戰確實經常讓一個國家山河破碎。因內戰而失去家園的人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尤其是在2012年的敘利亞沖突中產生的500萬難民。這些難民的困境引發了難民危機，因而中東、北非和歐洲的格局在未來幾十年裏將被重塑。隨之而來的是安全和穩定將遭到挑戰，這一切呈現了一個清晰的事實：這個世界並不和平，充滿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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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就是地獄，美國內戰時期的將軍威廉·特古塞·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如是說。可以肯定的是，唯一比戰爭更糟的是內戰。[15]關於這點，幾個世紀以來已經達成了廣泛共識。相較於對外戰爭，內戰造成的破壞性更大。在公元1世紀，羅馬內戰發生之後，城市成為廢墟，田野被荒廢，以及貧民流離失所，詩人盧坎（Lucan）看了這一切之後，寫道：“沒有任何一支來自外國的劍可以刺得這麽深，只有本國臣民的雙手才可以造成如此深的創傷。”內戰就像政治機體上的一種疾病，將其由內而外地損壞。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評論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在法國宗教戰爭期間，他告誡過讀者：“真相在於，一場外國戰爭，遠不如一場像疾病一樣的內戰來得危險。”內戰不僅危險，而且會導致道德淪喪。1922年，在愛爾蘭內戰前夕，一位年長的牧師說道：“與外國人的戰爭會激發一個國家最好的最崇高的精神和品質，而內戰，只會激發出人性中的卑鄙和醜惡。”[16]而且即使戰鬥已經結束，也會留下不可愈合的創傷。在1947年，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說道：“我懷疑所有那些重大的內戰是否真的有結束的一天。” [17]1970年，法國前總統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一次對西班牙的訪問中曾說過：“所有的戰爭都是不好的……但是內戰尤其不可原諒。在內戰中，兩邊的戰壕裏趴著的都是同胞，戰爭的結束也並不會自然地帶來和平。”[18]

內戰毫無疑問是不人道的，但是因其存在的廣泛性和持久性，有些人覺得它是我們人性中的一部分。正如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所說的：“動物會打架，但是不會發動戰爭。只有人類——作為高級靈長類中獨特的一員，會大規模地、深思熟慮地並且激情澎湃地去毀滅其同類。”人類能夠對自己的近鄰采取暴力行為，還有什麽比這個更能概括人類的特點呢？同時也恥辱地將人類與其他動物的習慣區分開來。采用職業化的軍隊，並且遵循戰爭的法則，這種正式的戰爭是一種近現代出現的新事物。而在這背後隱藏著一種更原始的、更持久的非人道的存在形式——內戰。“內戰並非僅僅是一種古老的習俗，”恩岑斯伯格總結道，“內戰是一切集體性沖突的主要形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