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留隊人員

趙廣陵作為留隊人員回到家裏時，有些像一個戰敗歸來的將軍，面對一支殘破不堪的隊伍。妻子舒淑文面帶菜色，三個兒子一個牽著一個的手躲在他們的母親後面，如母雞翼下的一群小雞。趙廣陵放下背上的包袱，蹲下去，把孩子們一一摟抱。但這群小雞身子在父親懷裏，臉卻都扭向一邊。對父親沒有什麽印象的豆莢還嚇哭了。舒淑文在偷偷抹眼淚，趙廣陵卻開心地笑了。他從包袱裏捧出一把花生來，說：“來來來，小兵們，看爸爸給你們帶了什麽好吃的。”

留隊人員是監獄裏一個小小的特殊群體。他們不是犯人，但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身；他們在勞改農場和犯人一起勞動，又擁有一個工人或技術人員應享有的報酬，有的甚至比監獄裏剛參加工作的警察收入還高，比如趙廣陵這樣的二級技工。他可以在勞改農場裏自由走動、幹活累了時站在太陽下舒服地抽一支煙，但必須定期向管教幹部匯報思想。他不住牢房了，住職工集體宿舍，晚上想幾點熄燈就幾點睡覺，但隨時在監控之下。理論上說他有公民權，但卻是打了折扣的。他之所以能留隊，一是因為他有技術，監獄農場用得著，二是司法機關對他這樣的人還是不放心。簡言之，他是放出籠子的鳥兒，卻不得不在鳥籠裏覓食。他已不是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但處在最令人尷尬的夾層。趙廣陵並不在意這個身份，他為自己在困難年代沒有讓家裏人餓肚子而自豪。妻子舒淑文對外人說，我男人是技術員呢；孩子們對同學們說，我爸爸在郊區上班呢。但究竟在哪個單位上班，則是羞於啟齒的。

六○年大饑荒的陰影猶存。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們似乎也比饑餓的鄉村好不了多少。趙廣陵的農場卻像天堂一樣，因為至少那裏的人們還吃得飽飯，還有城裏人久違了的土特產。趙廣陵每周可以回家一次過家庭生活，這個時候他就是家裏的“送糧隊長”。他總會帶回一些花生板栗啦、豌豆胡豆啦、蔬菜瓜果什麽的。許多人家在吃一種叫“小球藻”的東西，用谷糠摻到米飯裏，但趙家不用。趙廣陵一回到家裏，他的三個小兵已經排好了隊等候在門邊。父親的背包裏從來沒有讓他們失望過。

在趙廣陵孤獨的一生中，那是幾年最為幸福的家庭生活時光。人們的生活慢慢在回歸秩序，鋼鐵不煉了，右派們成批地摘帽了，連陸傑堯這樣的大右派都摘帽出去了，內戰中的大戰犯也大赦了幾批。國家好像不折騰了，在休養生息中。趙廣陵每個周末晚上八九點左右到家，周日晚上八點以前按時歸隊。回到家裏他拼命做家務，拼命和妻子做愛。他們能吃飽肚子，夫妻倆又都正當壯年，尤其是舒淑文，正是飽滿成熟的少婦，丈夫在監獄的那幾年把她也憋得夠嗆。在周末的被窩裏常常像一匹發情的母馬。她曾伏在趙廣陵的耳朵邊說，蹲過監獄的男人才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哩，做事有股狠勁兒。不過有一次兩人行事不小心，把舒淑文的肚子又搞大了，趙廣陵說，說不定是我們的豆秧轉世投胎呢，我們把她生下來。但舒淑文當機立斷地去把孩子做掉了。她怨氣沖天地對趙廣陵說，我再也養不活一個小反革命了。造孽啊，讓他重新投胎去一個歷史清白的人家吧。趙廣陵那時唯有嘆氣。雖然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但一個有歷史舊債的勞動者的精子在女人子宮裏沉浮時，就已經染上歷史反革命的黑顏色了。

趙豆芽已經長成一個半大小子，開始用一個少年的眼光審視眼前的社會，審視他的父親。對他們這種家庭的孩子來說，自卑是隨著年齡一起長大的。別的孩子可以穿打補丁的衣服，趙豆芽穿著補丁衣服就特別自卑；別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的工作時，哪怕是隨口一說，趙豆芽便會感覺到是在說他父親還在勞改且沒有革命工作。獨特的環境造就了他天生的敏感，敏感到人家呵斥一條流浪狗，他也會認為是在罵自己；敏感到看見別的孩子騎在父親的脖子上，他就會扭過頭去偷偷抹眼淚。終於在有一天，一個頗受學生尊敬的老師在批評趙豆芽同學時說，你這樣的學生，怎麽像你爹一樣教育不好。趙豆芽反手就給了老師一巴掌。這讓他差點沒被學校開除，是舒淑文在學校哭訴賠罪了半天，才沒讓他就此輟學。但這個孩子從此就被打入另冊了，不僅同學們不喜歡他，老師們也不待見。

絕對不做他爹那樣的人，這是趙豆芽從童年時就定下的人生目標。趙廣陵出獄後，發現三個孩子都性格古怪，離群索居，要麽總躲著他，要麽總在他的背後用畏懼的眼光盯著他——還不僅僅是厭惡。舒淑文寬慰他說，這是因為你常不在家的緣故，你該和孩子們多親熱親熱。有一天趙廣陵聽豆莢和他哥說，隔壁白大嘴家的幾個孩子去金碧路上的“重慶冷飲店”吃冰，還吃一種雪一樣的糕點。豆莢問，不曉得雪做的糕點管不管餓，香不香？趙廣陵看到了豆芽眼睛裏神往的目光。昆明夏天有時都還要穿件薄毛衣，吃冷飲無疑是那個年代的時尚。第二個星期天下午，趙廣陵忽然對三個孩子說，走，我們去街上吃冷飲。豆莢用興奮的眼光看著他爹，再看看他哥；而豆芽卻把頭扭到一邊，仿佛沒有聽到他爹的話。趙廣陵只得抱起豆莢，又去牽豆角。回頭故意問豆芽，你去不去？豆芽猶豫了一下，還是低著頭跟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