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告密者

十二平方米的號子裏住了十二個人，地鋪，木板墊底，一盞昏暗的煤氣燈吊在屋子中央，氣門芯被調得很小，裏面供燃燒的煤氣氣若遊絲，如五步蛇吐出的尖細的舌頭，發出的光芒只比天上的星星亮一點而已。但每到晚上，在這盞汽燈下湊在一起的十二顆腦袋，就像在制定中國科學技術的未來規劃，或者梳理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歷史。因為他們中既有天體物理學教授，地質學專家，材料學高級工程師，微生物學者，精密車床的發明者，也有古文字教授，歷史學家，鋼琴演奏家，作家，民族文化研究者。他們大都留過美或歐。像趙廣陵這樣的漏網國民黨前軍官，在這個滿屋高級知識分子的號子裏唯有自稱曾幹過話劇導演，方顯得自己還有點文化。所幸還有一個讓趙廣陵可以挺起腰杆來蔑視的人，就是那個極右派陸傑堯了。趙廣陵被分到這個監室的那天，進門就看見陸傑堯那張晦氣重重、蒼白孤苦的臉。倒黴！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他想。但陸傑堯卻沖自己的救命恩人一哈腰，謙卑地說：

“趙師兄，我們過去是同學，現在是同改了。”

“同改”就是共同接受改造的獄友，趙廣陵當然明白這個詞的意思。這既是對個人履歷的羞辱，也是對偉大漢語詞匯的糟蹋。不過，既然是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同改的人還會有清白的？看看那些即便穿著一身汗漬斑斑的破爛囚服卻也氣宇軒昂的教授專家們，作家音樂家們，哪個不是歷史上疑點重重、身份復雜。大家都是為自己的過去、為曾經的言行償還舊債的人。他們被視為社會的癰疽，這是他們的“同”；白天勞動，晚上擁塞在這狹窄、封閉的空間，從公開的政治學習、思想剖析、自我批判，到私下的談天論地，學術討論，憧憬現代中國的未來，就是他們的“改”。

勞改生活其實就是一種被管制起來了的集體勞動，早上聽號起床，洗漱，集合點名，吃早餐，然後列隊前往勞動場地。還要唱著昂揚的歌兒，邁著軍人的步履，沒有鐐銬，也少有呵斥。如果忽略押送他們的警察和士兵，忽略他們不同服裝背上用油漆大大地寫上的“改”字，他們就像某個機關出來義務勞動的幹部。因為他們看上去都是那麽有教養，有紀律。文質彬彬，知書達理。不論是在地裏幹農活，還是在車間做工，這些同改們個個像勞模一樣地努力工作。因為你流的汗水越多，你的刑期可能就會越短。政府獎勵那些認真接受改造的人。減刑，就是這些犯人們朝思暮想的勛章。

趙廣陵已經服刑三年了，他就像個靠汗水償還銀行利息的還貸者，在歲月的緩慢流淌中屈指掐算自己掙夠了多少，還差多少。三年多來他沒有一句抱怨，一千多個日日夜夜他唯一的牽掛只是家人。入獄第二年正碰上國家前所未有的大饑荒年代，監獄裏雖然吃得也不好，但至少還不會餓死人。管教幹部甚至說，就是我們餓死了，也不會餓死一個改造的犯人。他們還真做到了這一點。監獄農場圈有大片的土地，裏面不但有工廠，還有農田。只要精耕細作不瞎折騰，四季平安輪替，不旱不澇，斷乎是不會斷糧的。但外面的情況，高墻之內的勞改犯們就只有幹著急了。

不過，像趙廣陵這樣適應生存能力極強的人，無論在何種環境下，他的謀生才華都會脫穎而出——顯然這不是指在西南聯大時期學到的秦漢古文，唐詩宋詞，也不是指在黃埔軍校學到的戰役戰術、陣中要務、兵法操典，而是1950年後學的那讓人交口稱贊的木匠手藝，監獄裏更需要“趙魯班”這樣的能工巧匠。他甚至還寫了一本小冊子《木工紀要》，當然沒有出版，只是用蠅頭小楷手抄了十來本，發給自己的徒弟。那時農場有個農機廠，生產一些拖拉機零配件和農具。廠子裏有鍛造車間、翻砂車間、木器車間等部門。趙廣陵自然是木器車間裏的技術骨幹了。他們負責為翻砂車間制造木模。但就這麽簡單的活兒，也讓那些服刑的大右派和高級知識分子們束手無策。一個天體物理學家怎麽知道使用刨子？一個慣於敲擊琴鍵的鋼琴家怎麽掄起斧子叩問一根粗壯的圓木？因此，監獄方把趙廣陵從另一個監區調到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政治犯的監區。“教教這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家夥，幫他們樹立起勞動人民的思想。”管教幹部對趙廣陵說。

極右派陸傑堯倒是真心實意地想把自己改造成勞動人民，不僅在行動上，在思想上也努力向勞動階層看齊。他一月不換內衣，不穿襪子，甚至赤腳在地裏幹活，他滿手老繭和血泡，身上到處是勞動改造的傷痕；他把家裏送來的褥子撤掉，抱來一捆幹稻草鋪在地板上，說是要像勞動人民一樣和自己的莊稼親近，在滿是虱子的稻草堆裏憧憬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他認為在一個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裏，教授知識分子合該接受改造。不然他們怎麽會有右派言論呢？一個犁田的農夫、一個開車床的工人，一個拾糞的老人，絕對不會去批評共產黨。因為他們是翻身了的勞動人民。而他這樣的人，在舊時代養尊處優，讀書做學問，雖然也跟國民黨爭民主反獨裁，但這些鬥爭手段怎麽能用在共產黨身上呢？因此，對共產黨最衷心的擁戴和支持，就是忘掉自己是一名教授，努力向勞動人民靠攏看齊。他在思想匯報會上說：“事實證明，工農群眾最香，知識分子最臭。檢驗一個知識分子是否被改造成了一個真正的農民或者工人，看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跳蚤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