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槍口下的大師

這幾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樸）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究竟犯了什麽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大家都有一支筆，有一張嘴，有什麽理由拿出來講啊！有事實拿出來說啊！為什麽要打要殺，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來打來殺，而是偷偷摸摸地來暗殺！

趙廣陵在離昆明二百公裏的一個小鄉鎮上讀到聞一多先生用生命呐喊出來的《最後的演講》時，已經是這一年的秋天了。他就像再一次從戰場上遭受重創的傷兵，難以想起受傷前自己的奮然一躍，遭受到的猝然一擊；以及為什麽會在醒來之時，躺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吾師為民主死矣！殺吾師，實乃殺蒼生，殺民心。

蕭瑟秋風中，噩夢醒來，樹葉飄零，回憶也零碎。

1946年昆明的夏天，陰晴無定，時而烏雲翻滾，陣雨驟來，時而陽光普照，涼風習習。就像當時中國的局勢，黑雲壓城，腥風血雨，而和平民主的曙光，又令人憧憬。趙廣陵暫住在城西門外一個不大不小的客棧裏，這裏面住的客人大都是像他這樣衣裹硝煙、滿身戰傷、軍不軍、民不民的失意老兵，中下層軍官。他們沒有工作，沒有未來，身佩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勛章，卻不敢懷揣英雄還鄉的夢想。戰事讓這些從前的抗日軍人既無顏見江東父老，又對前途深感渺茫。

一個晚上，趙廣陵在小酒館裏和幾個老兵喝酒，忽然看見第8軍的一個上校團長走進來了，他當時想糟糕，這下躲不掉了。不想這個老兄主動搶上前來打招呼，還好像不當回事地問：兄弟，別來無恙？趙廣陵定神一看，這家夥哪裏還有團長的威風，跟一個昆明大街上打流跑灘的混混差不多。趙廣陵連忙讓坐請他首席。酒過三巡，話題自然要說到部隊上的事，趙廣陵問：“張團長，你的部隊呢？”

張團長輕松地回答說：“陣前反水了，我的副團長竟然是共產黨，一下拉走了我兩個半營。老子本來有機會一槍斃了他媽那個巴子的，但一想送給共軍做個順水人情也不錯，算是在那邊的一筆投資嘛，就對我那兄弟說，到老共那邊幫你大哥美言幾句，說不定哪天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媽那個巴子，這仗打的。”

當軍人不知道為何而戰時，戰爭就會成為一場鬧劇；就像學生不明白為什麽而讀書，考試就是兒戲一樣。那天在一起喝酒的兩個老兵也是遠征軍，只不過他們是駐印軍，跟隨孫立人將軍一路從印度雷多打回中國，他們那時是喊著“回家”沖鋒，可沒想到回到國內了不但回不了家，還要打共產黨。因此他們也像趙廣陵一樣，想方設法弄到一張復員證，胡亂填一個名字就從戰場上脫逃了。國家已經墮落到這樣一種地步：軍人不但沒有了尊嚴，還充滿了背叛。

張團長遞給趙廣陵一張名片，上面的頭銜是“滇緬汽車運輸公司董事經理，李子祥”。張團長看趙廣陵有些納悶的目光，便打趣道：

“亂世嘛，人們總得有幾個名字。廖營長，我現在該怎麽稱呼老弟呢？”

“兄弟姓趙，名廣陵。”

兩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說：“廣陵老弟，來幫我幹吧。那邊有人可以搞到盤尼西林，而我們這邊，不論共軍還是國軍，都需要。一箱盤尼西林就值兩根金條啊，這條國際公路是我們當年打下來的，該輪到分紅利的時候了。”

有個老兵說：“那東西怎麽運得進來？有海關，還有軍隊哨卡、緝私隊、稽查處、憲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條，還怕什麽關卡？”李子祥不屑地說，“怎麽樣，廣陵老弟？”

趙廣陵說：“謝謝李經理厚愛了，兄弟我想回家種田去。”

李子祥打著哈哈：“想做解甲歸田的美夢啊？別書生氣啦，共產黨得了天下，我們這種跟他們殺紅過眼的人，怕是連種豆南山下的機會都沒有。現在這個世道，主義是虛無的，江山是飄搖的，連鈔票都是貶值的，只有揣在兜裏的金條，是沉甸甸的啊。”

他們倆都是剛剛從內戰的火線上九死一生才撿回一條命來的人，大後方的紙醉金迷和前方的殘酷荒謬，都足以讓一個無論多麽剛強的人崩潰十次。當國家的命運處於十字路口時，個人的命運可能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了。往左還是往右，勇敢向前還是為己退後，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趙廣陵的確想過回家過詩書耕讀的寧靜生活，他在抗戰剛剛勝利時已經回過一趟家，面對飽受日寇蹂躪過的家鄉，他沒有英雄還鄉的榮耀，只有痛失親人的哀傷。故鄉之痛，是痛在心靈深處的那種喪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園的安詳和諧、失去童年時蜻蜓在眼前自在飛舞、蟈蟈在耳邊挑逗鳴叫的哀痛。故鄉滿目瘡痍，家人流離失所，炊煙浸透了哀傷，父親的白發早已化作孤墳上的荒草，母親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見征戰歸來的兒子滿身的創傷。如此田園荒蕪的故鄉，對趙廣陵這種曾經滿懷抱負遠走異鄉的年輕人來說，歸去，無以療傷；不歸，又去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