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第3/3頁）

戰後的日本與德國非常相似。一開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非常混亂，日本也像德國一樣遭受了兩年的貧窮。隨後，如同在聯邦德國發生的一樣，管理上的回歸和共產主義的勝利引發了一場反思。1949年，共產黨打贏了中國的國內戰爭，失敗的國民黨部隊在蔣介石的帶領下撤到了中國台灣。這時，美國人制訂了一個復興日本經濟的計劃，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聯邦德國所發生的一樣。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309]在一生當中只做了兩個投資決策。他在1945年買入了日本的債券，然後在1960年賣出，換成黃金，結果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在戰後的幾十年當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復蘇則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蘇聯的復蘇一方面得益於來自德國的勞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築都是由德國戰俘修建的）和賠償物資，一方面也得益於蘇聯的大規模軍備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後來演變為克格勃）[310]。但是在農業產出方面，蘇聯直到1960年才超過沙皇統治時期。1949年，蘇聯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彈，過了一年，朝鮮戰爭爆發，冷戰有可能升級為熱戰。實際上，朝鮮戰爭刺激了國際市場對原材料和德國機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軍事經濟組織（北約是主要代表）更為穩固，並發揮積極作用。進入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國和日本分別成為了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這一不同尋常的巨大變化遲早將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影響。日本，韓國，甚至包括中國台灣（在1960年，韓國只能出口假發），連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國都走上了自己的發展軌道。中國的成功促進了蘇聯的經濟發展，但蘇聯不久後就解體了。這時，德國終於獲得了統一。盟軍取得勝利的46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297]　即魏瑪共和國政府。

[298]　喬治–亨利·蘇圖（Georges-Henri Soutou，1943—　），歷史學家，1943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

[299]　比利時港口城市，位於比利時北部。

[300]　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聯邦德國總理（1949—1963）。

[301]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879—1972），美國國務卿（1945—1947）。

[302]　德國西南部城市。

[303]　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1883—1967），英國首相（1945—1951）。

[304]　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國共產黨領導人，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後來兩黨合並成為了德國統一社會黨。

[305]　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1897—1978），美國陸軍上將，駐德美軍指揮官，曾成功指揮向西柏林運送補給品的空運行動。

[306]　西歐國家的多邊清算組織，其成立標志著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開端，1958年為歐洲貨幣協定所取代。

[307]　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英國歷史學家。

[308]　《蘇醒的德國》，“二戰”德國軍歌。

[309]　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意大利經濟學家。

[310]　蘇聯間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