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系列和平協議中正式結束，其中，幾份主要的協議簽署於停戰後的數月之內。這麽做是有問題的，因為戰後的空氣當中仍然彌漫著戰時的仇恨意味。而且，在復仇氣氛濃重的法國首都所簽署的一系列條約也沒有使這一仇恨得到絲毫緩解。德國人受到了侮辱，但是在封鎖所導致的饑餓之下，德國的新政府[297]不得不接受了和平的條款。於是，新政權從一開始就埋下了隱患。實際上，戰爭並沒有在簽訂和約的巴黎畫上句號，它一直在繼續。在俄國，共產主義者取得了政權。在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在共產主義者的協助下打敗了協約國（尤其是英國）及其在土耳其培植的勢力。1923年，隨著《洛桑協議》在日內瓦簽署，戰爭才最終結束。1924年，協約國最終采取行動，使德國融入了全球的經濟體系。德國人最大的不滿在於要為法國和比利時支付巨額賠款，所有的德國人都認為是賠款拖垮了德國的經濟，尤其是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在1924年，德國終於迎來了轉機，美國借錢給德國來給付對法國的戰爭賠款，然後法國就能償還其對英國的債務，繼而英國又可以償還其對美國的債務。1929年，華爾街發生了嚴重的股災，世界經濟隨即四分五裂，而借錢給德國的荒唐做法也因此而一敗塗地。《凡爾賽和約》及其附則的效力持續了大約10年，隨後，法國開始拋棄凡爾賽體系。其標志之一是，法國於1930年開始花費巨資修建馬奇諾防線（法國的軍事實力因為這一華而不實的巨型工程而大受影響）。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遺留的問題更多。實際上，德國直到46年後的1991年才簽訂了真正的和平協議。1944年夏，“三巨頭”在波茨坦會面解決德國問題，然而未能在重大議題上達成一致，他們甚至連德國的東部邊界都沒能確定。德國政府並沒有參與討論，彼此的討價還價只是在各個占領國之間進行，法國有時還站在蘇聯的一邊。此後不久，冷戰就浮出了水面。冷戰爆發的標志性時點或許是1945年11月，當時，蘇聯對加入英美兩國復興世界經濟的計劃表示了拒絕。

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區別在於對經濟的認識。盡管今天看起來顯得難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歐洲的各國政府都在想方設法摧毀鄰國的經濟。喬治–亨利·蘇圖[298]在1989年出版的《黃金與血液》（L’or et le sang）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一畫面。在“一戰”結束後的一系列安排當中，這些意圖部分地成為了現實——尤其在中東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合並；德國給予法國巨額賠款；德國海軍和商船遭到沒收，英國從中獲益；比利時人甚至意圖從荷蘭手中奪取斯凱爾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進安特衛普[299]的貿易。在這一方面，美國人並不貪婪，但是他們一方面想要從他們所投資的國家獲取收益，另一方面卻通過關稅手段阻止這些國家獲利，這是沒有見識的做法。在世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這一做法進一步登峰造極，使美國自身也深受其害，導致2 500萬人失業。“二戰”過後，美國人終於認清了這一做法的危害，並宣布今後將不再重復同樣的錯誤。當英國人就戰時借款與美國人進行協商時，其中一條條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範圍。美國人花了很大的工夫來迫使英國人做出承諾，以確保英國不會利用美國的援助來促進它與中立國之間的貿易。盡管這一做法使丘吉爾受到了侮辱，但同時也促進了國際的貨幣合作，也使大西洋兩岸的國家開始認識到戰後所必須采取的行動和措施。鑒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貿易滑坡，導致成百上千萬人失業，各國必須在日後杜絕這一情況的發生。國際必須通過某種形式的合作來使貨幣流動起來，以便在支付方面為貿易提供支持。抱著這一目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44年夏天於美國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會議，並促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這兩個組織救了很多國家的急，也使世界經濟避免了更大的打擊。“二戰”結束後，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作用並沒有維持太久，因為冷戰爆發了。原因之一在於，如果一國想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獲益，它就得開放自己的金融系統接受檢查，而蘇聯不同意這麽做。

此時，德國已經成為了蘇聯人與西方的矛盾焦點。蘇聯人要求德國賠款，還想擁有蘇聯占領區的大量工業設備。此外，蘇聯還得到了德國的火箭專家，並從他們那裏獲得了用以實現蘇聯太空計劃的技術機密（美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不過德國人更願意與美國人合作。同時，這些德國人也獲得了優厚的回報）。在易北河以東的德國，形勢非常糟糕。這一地區不僅經濟無法自主，很多集中營還關押著不肯順從於蘇聯統治的人。由於英國人控制著德國工業最為發達的魯爾工業區（美國人所控制的法蘭克福周邊地區的工業遠沒有魯爾工業區發達），莫斯科特別希望與英國合作。英國占領了德國的西北部地區，這裏的情形也不容樂觀，到處都是損毀的房屋、河道、鐵路和工廠。幾百萬德語居民從東部艱難地來到這裏，尋找棲身之處，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所找到的也只不過是些殘垣斷壁。盡管根據英國與蘇聯簽訂的協議，英國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國的機器設備運到蘇聯，但是他們知道，一旦這一類的賠償使德國人挨餓，英美兩國就得向他們輸送食物，而英國自身的糧食也非常緊張。在占領初期，只有極少數的英美人士反對殘酷地對待德國人。但是，在占領持續一個月之後，形勢出現了變化。美國官方和民眾向德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當然，占領區需要有政府進行管理。與文化素質不高的盟軍士兵相比，德國人更擅長此道，遭遇納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國人可以成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們當中，最突出的例證便是康拉德·阿登納[300]。1949年，他以73歲高齡擔任聯邦德國總理，到1963年卸任時，他已經87歲。在1946年的混亂形勢中，一個嶄新的德國開始出現。這年9月，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圖加特[302]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當時，他對德國各州的州長說：“美國政府認為，在適當的安保措施下，德國民眾現在已經能在自身事務的管理中擔負起主要的責任了。”1947年1月，英美兩國占領區正式合並，於是，更好的交通和貿易政策得以制定並實施。這時，一位德國批評家誇張地表示，與英國轟炸機對魯爾工業區所造成的破壞相比，秉承社會主義觀念（在此前進行的選舉中，工黨的克萊門特·艾德禮[303]戰勝了丘吉爾）的英國占領當局對它的破壞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