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貢獻

修昔底德生活的時代，是他的祖國雅典盛極而衰的時代。波斯戰爭[32]以後，尤其是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雅典利用其強大的海上勢力，控制了東地中海地區交通要道和戰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諸邦逐步降至附屬國的地位，雅典與原同盟者的關系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形成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海上霸國—雅典帝國。[33]從此，雅典國家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島的蕞爾小邦一躍成為地跨歐亞、囊括愛琴海的泱泱大國，煥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東地中海地區政治、經濟、海陸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臘的學校”。雅典人對包括眾多奴隸在內的原提洛同盟諸邦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是伯裏克利時代雅典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為統治階級上層的一員，作為雅典對外侵略擴張戰爭的實實在在的受益者，對此自然有著深刻的體會。其時，經過幾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討，希臘思想的方式已經從“神話”（muthos）方式全面轉向“理性”（logos）方式。反映在歷史思維方面，歷史學的開創者們開始嘗試從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與把握過去的歷史。[34]在思想文化領域，樸素的唯物論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義思潮的流行，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論”，“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對人類歷史的“探究”（historia）的成果，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的醫學成就，以及演說術、詭辯術開始盛行，悲劇、喜劇頻頻上演……這一切，都不能不給修昔底德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治學方法以深刻的影響。雅典精英薈萃、人才輩出，民主制為自由探討、理性思考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修昔底德的史學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其成就達到了希臘古典史學的新高度。

首先，發展了人本主義歷史觀。在古代希臘，即使像希羅多德這樣的史學家，雖已初步能夠以人本史觀考察歷史，卻也難免受到“神命史觀”的影響，常常有意無意地以天命、神意來解釋歷史。而修昔底德徹底擯棄以征兆、占蔔、神意來解釋歷史的做法，試圖完全從人本身來解釋歷史，認定歷史上的成敗興衰是由人事決定的。這標志著古典史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不僅如此，他還努力用科學的方法去說明自然現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們視為吉兇的預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責雅典遠征軍的統帥尼基阿斯因月食而耽誤撤軍日期；他認為神諭是一種騙術，有的神諭是因發布者接受了賄賂而捏造出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從人的本性出發來探討戰爭爆發的原因。他認為戰爭的起因是人的貪婪，是狂熱地追求權力和占有欲，這是一種任何權力和財富都無法滿足的狂熱。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之間爆發戰爭，並不是因為二者之間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頭制的對立，而是因為二者的共性，即無休止地追求權力（III. 45，82）。[35]這是相當深刻的見解。修昔底德認為，既然人的本性始終如此，歷史也同樣會不斷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遠不會失去其價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視人的力量，他借伯裏克利之口概括地論述了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強調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I. 143.5）；[36]在他看來，正是雅典人，包括他們的先輩、同輩，也包括那些已經長眠於地下的烈士們，共同創造了當時雅典的一切；當雅典的西西裏遠征軍陷入絕境時，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說，“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沒有人的城墻和艦船”（VII. 77）。修昔底德還特別強調人的主觀意識的作用。他借伯裏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國的偉大、光榮和富強，歸功於先烈們的“勇敢精神，他們的責任感，他們在行動中有一種強烈的榮譽感……他們認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們從不在戰爭的危險面前退縮”（II. 43）。

修昔底德還特別關注人（包括個人和集體）的心理心態，指出人們在和平時期和戰爭狀態下的差異，平時與發生重大變故如瘟疫、內訌、地震等情況下的不同，以及強邦與弱國、勝利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心理心態的變化。這在關於科基拉革命、雅典人與米洛斯人的對話以及西西裏遠征等事件的記載中皆有深刻的描述（III. 64—IV. 55，65；VII. 71）。R. G. 柯林武德指出，醫學之父、心理學之父希波克拉特斯對修昔底德影響至深，認為修昔底德堪稱“心理歷史學之父”。[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