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日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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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意大利之後，卡爾·沃爾夫發現他的一名參謀軍官、黨衛軍上校尤金·多爾曼和他一樣，對未來也表示憂慮。多爾曼英俊瀟灑，老練世故，尖酸刻薄。對朋友，他機智聰敏；對敵人，他兇狠惡毒。他的母親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會上和知識界的關系。沃爾夫還多次同德國駐墨索裏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魯道夫·拉恩討論過這一憂慮。兩年前，還是德國駐突尼斯的全權代表時，拉恩曾經幫助挽救該國的猶太居民於滅絕的邊緣。

三人相信，如果德國的抵抗力量突然減弱，意大利北部的遊擊隊便會建立一個共產黨政府。他們將和西邊的法國共產黨人以及東面的鐵托一起，形成一條寬廣的布爾什維主義地帶，一直延伸到歐洲南部。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安排德國部隊有序地投降，這樣，西方才能趕在遊擊隊之前占領意大利北部。這次談話之後不久，多爾曼在一次宴會上隨意地說道，他對“這場該死的戰爭感到厭煩”，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沒能同盟國聯系上。這種不謹慎的言辭本來是會使計劃失敗的，但是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齊默爾，一名黨衛軍中級軍官聽到了多爾曼的話。幸運的是，他也感覺到戰爭已經打敗了，而且，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無謂的死亡和破壞。齊默爾推斷說，假如多爾曼是這麽認為的，那麽，沃爾夫肯定也是這種想法。

齊默爾想，他剛好認識那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人：路易吉·帕爾裏利男爵。美國納什—凱爾文納特公司——一個冰箱廠家——的前任代表。同時，男爵還是一位米蘭工業家的女婿。齊默爾聽說過一些傳言，說帕爾裏利曾秘密幫助一些意大利的猶太人離開該國。他請來了男爵，把多爾曼的話告訴了他。和沃爾夫一樣，帕爾裏利也擔心共產黨人會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裏有許多固定資產。他懷著極大的興趣聽著，齊默爾解釋說，只有沃爾夫才能使這一計劃最終成功，因為作為黨衛軍和警察的頭子，鎮壓這樣的密謀活動是他的工作。

在帕爾裏利聽來，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應幫他們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車到瑞士的蘇黎世去聯系他的老朋友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山下一所著名的男子學校的校長。胡斯曼很同情他們，但是並不認為盟國會參與任何與俄國敵對的談判。盡管如此，他還是給一個朋友馬克斯·魏貝爾少校打了電話。魏貝爾是一位四十四歲的職業軍官，曾就讀於巴塞爾和法蘭克福的大學，並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同樣意識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產主義威脅。熱那亞是瑞士人的首選港口，如果它被共產黨控制了，那麽他祖國的經濟便將遭受影響。魏貝爾知道，如果他參與密謀，並且被人發現，那麽，他的職業生涯便將葬送。但是，因為沃爾夫會參與這項計劃，所以他便產生了興趣，答應合作——當然，不是官方的，因為這意味著違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比魏貝爾更理想的人選來促進他的計劃了。魏貝爾是瑞士軍隊中的高層情報人員，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國的談判者秘密來到瑞士。他還認識艾倫·W.杜勒斯，一位神秘人物，通常被認為是羅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爾尼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並使用了“美國陸軍部特別助理”這一含糊其詞的頭銜。但是，瑞士新聞界卻不顧他的否認，堅持稱他為“羅斯福的特別代表”。事實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稱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認的人物。他是威廉·J.多諾萬少將的美國戰略服務處在德國地區、東南歐以及法國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區的代表。杜勒斯是一名長老會神父的兒子，一位美國部長的孫子，還是另一位部長的侄子，曾在他哥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務所裏從事法律行業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態度隨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裏總是叼著煙鬥。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贈才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極其熱衷於收集政治情報，而且尤其喜歡偷偷從飯館後門溜進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在胡斯曼打電話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貝爾邀請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羅·馮·S.格韋爾尼茨共進晚餐，並告訴他們，他有兩個朋友，非常希望同他們討論一件雙方都很感興趣的事情。“如果你們願意，我將在晚飯後把他們介紹給兩位。”他說道。當然，杜勒斯不能馬上親自出場，他建議由他的助理先去見見這“兩個朋友”。

格韋爾尼茨舉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著一種神秘色彩。他的父親格哈德·馮·舒爾澤·格韋爾尼茨教授是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還是一位大學教授和一位作家。在納粹上台之前，他還曾是德國議會的議員，參與起草過《魏瑪憲法》。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為美—英—德聯盟的形成而努力著。他認為，這一聯盟是保證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他的最後一本書是對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回答，其中表達了自己對於民主制的最終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