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體戰的本質（第2/4頁）

從總體戰上看，戰爭不單單是軍隊的事情，而且是直接與參戰國的每個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關。

總體戰的出現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猶太民族和羅馬教廷日漸沖突的爭霸鬥爭，表現在削弱各民族和鎮壓反抗者的勃勃野心；二是普遍兵役制的出現及使用殺傷力逐漸增強的武器裝備。

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的多種多樣性時代已成為歷史，總體戰卻隨著科技手段的日新月異而深入人民大眾的生活。比如，隨著飛機性能的改善和數量的增加，它不僅能執行投擲各類炸彈的任務，還能夠向居民散發傳單和其他宣傳品。比如，無線電設備，隨著其性能的改善和數量的增加，可以執行向敵方進行宣傳的任務。

這種變化多種多樣，舉不勝舉。世界大戰中，由於敵軍作戰區域縱深的正面有數百千米寬，以至於在該區域內的居民被卷入戰爭。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戰場，從現實意義上說，它早已擴展到作戰國的全部疆域。

在這樣的戰爭中，軍隊和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著戰爭帶來的痛苦，而且還間接受到糧食禁運和宣傳等活動的影響。這種情況跟戰史中所描述的被圍要塞的居民一樣，他們最終因為戰爭的折磨和為生活所迫而棄城投降。

因此，總體戰不僅針對軍隊，也直接針對人民。這是無情的和真切的現實，每個國家都會用各類作戰手段來為該現實服務。如果用一句老話來形象地描述總體戰，那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則最合適不過了。如此一來，總體戰的所有參戰國的民眾將承受巨大的精神負擔。

但是，戰爭不會輕易爆發，只有在整個民族的生存遭到真正的威脅、全國民眾眾志成城決心投入戰爭時，總體戰才會付諸實踐。這一特點是由總體戰本質所決定的。

以前那種戰爭，即政府無視民眾意願，以及為實現有限的政治目標而進行的戰爭，早已成為歷史。與總體戰相比，這種戰爭與其說是維護民族生存的道義戰爭，不如說是純粹的強盜戰爭。

在“殖民戰爭”中，侵略者憑借船堅炮利、訓練有素的部隊可以輕而易舉地滅掉一個民族或者部族，被侵略者則因為生存遭到威脅而被迫反擊。對於被侵略者而言，這種戰爭更具有總體戰的性質，因為他們是為了道義而戰。

除了這點，可以說，殖民戰爭是最不道德的戰爭，甚至配不上“戰爭”這個崇高、莊重的稱呼。因為殖民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維護民族生存而進行的，而是完全出於利欲[3]。

如果我們對總體戰的特性進行深入研究，那麽便能得出意義深遠的結論。從克勞塞維茨至今的100多年裏，戰爭的本質早已發生變化，政治與戰爭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我認為或許是政治本身先發生了變化。

結合我在上面引用《戰爭論》的引文可以發現，克勞塞維茨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究竟是如何看待戰爭與政治的關系的。當時，他只關注所謂的對外政策，即處理國家間相互關系、宣戰和媾和等問題，而忽視了另外一種“政治”。克勞塞維茨認為對外政策的意義遠遠高於戰爭的意義。盡管他對統帥做了一定的評價，但他依舊認為，戰爭和統帥都是緊密依賴於對外政策的。

為了更好地證明這點，我們再來看看《戰爭論》的一段話：

由此可見，戰爭不單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特殊手段而已。軍事藝術可以在總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針和政治意圖不與該手段相矛盾，統帥在具體場合也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且提出這樣的要求並非無關緊要。但是，不管這樣的要求在某種情況下對政治意圖的影響如何，我們只能將它當成對政治意圖的修改，因為政治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沒有目的的手段永遠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處，克勞塞維茨這樣說道：

我們再強調一遍：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須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所以，從戰爭主要方面來說，戰爭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筆，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

或許克勞塞維茨也對自己過分看重外交政策的觀點產生懷疑。他在另一處認為戰爭不僅關系到外交政策，還涉及一個國家的全部政策，盡管他沒有觸及事情的本質。他這樣說道：

這種情況（即政治期待從某些戰爭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們的性質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時常發生，於是，人們就感覺到進行政治交往時必須對軍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