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後一筆（第3/4頁）

使得神經高度緊張的始作俑者，同時也受其折磨的是希特勒本人。現在幾乎產生了這樣一個印象，即他像需要毒品一樣需要在這緊要關頭玩雜耍。戰爭初期在波蘭、挪威和法國取得的勢如破竹的勝利，給他帶來的只是短暫的快感，很快就失去了新鮮感。也許在他決定進攻蘇聯時——他在戰勝法國的那些天裏已經做出了這個決定——就在這遊戲中包含了最終真正對命運做番考驗的要求。現在的他仿佛是到達了目的地。在四月底的最後幾次形勢討論會上，他翻來覆去地重復著，只是表述不同而已，陳述著他為什麽一反以前的所有打算，執意不離開柏林，並要在帝國總理府內殉職的理由，這種種動機現在明明白白地顯露了出來。

盡管，或是像曾經說的那樣，要感謝那些似潮水般不停地湧來的“有關韃靼人的報告”，給他帶來了他所感受到已全面完成使命的感覺：再次身陷絕境的幸福。一次開會時，他以難以掩飾的熱情說到在所有的指望中應選擇“光榮的結局”，“在羞愧和恥辱中繼續生存幾個月或幾年”；另一次，他祝賀被圍的政府部門所在地成為一座“最後的小島”，它會“英勇地”反擊；或者對圍著地圖的人保證說，“如果在保衛首都的戰鬥中死去，那麽就是死得其所”。交織著瘋狂、反叛和屈從等感情的整個情緒，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形勢分析會上的多次插話中表露無遺。

“對我來說是沒有疑問的了：這次戰役已在這兒（柏林）達到了高潮。如果在舊金山會議上同盟國之間確實存在分歧——這種分歧會產生的——那麽只有在我給布爾什維克這個龐然大物在某個地方予以致命的打擊時，才有可能出現轉機。然後其他人或許這時才會相信，只有一個人有能力制止布爾什維克這個巨物的前進步伐，這個人就是我，就是黨，就是這個今天的德意志國家。”

“如果命運是另一種選擇，”晚些時候他這樣說，“那麽我將作為一個丟盡臉面的難民，從世界歷史這塊版圖上消失。但在上薩爾茨貝格自殺，而不是站在這兒，在這兒陣亡，對我來說是不可饒恕的膽怯行為——不該讓人們說：您作為領袖……”

“只要我還能領導，我仍是領袖。我不能坐到某座山上去指揮。對我個人來說，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是，為了那些本該我自己做的事情而去槍殺其他的人。只是去保衛貝格霍夫？我不是單為它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他為什麽來到這個世界，甚至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這一點希特勒在一次總的回顧中做了說明，這也可以說是總結他政治生涯的一個文件吧。按照他身邊人的說法，他自從回到柏林後，在二月裏，與戈培爾和萊伊一起，在地下避彈室度過了多個夜晚，後來一次是在四月，有幾次經濟部長瓦爾特•馮克也在場。在這些聚會上，他沒完沒了地談論他的一生，不只是檢驗他政治上碰上的條件和機遇，而且一一歷數他犯下的過失和錯誤。接下來，圍桌而坐的這個人或那個人，就會給這總是冗長而又混亂的滔滔話題提供些佐證和相關情況。

希特勒思索的第一點，是他想建立德英聯盟這一“王者想法”的失敗，這讓他一輩子都耿耿於懷。他年復一年地向大英帝國主義示好，他也這樣做了，是想以此來達成一個共識，就是不讓俄國和美國插手這舊世界事務。就這點而言，沒有其他人像他那樣可以成為“歐洲的最後一次機會”。但全世界的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是指責奉行這一政策帶來的嚴酷和殘忍。“可歐洲，”他補充說，“並不是可以用優雅和說服力來征服的，必須使用暴力來擁有它。”這也包括去強迫不恰當的、被歷史的進程證明是落伍的羅曼語族的世界大國法國和意大利，讓它們放棄它們那不合時宜的大國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取決於英國，他說，可英國在那些短視的、懷有偏見的政治家的領導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有聽從他的建議。他抱怨說，如果命運給衰老的、頭腦僵化的英國以“第二個皮特（指英國政治家威廉·皮特。）”，而不是溫斯頓•丘吉爾這個偏向猶太人的半個美國酒鬼，那麽，這個島國就會傾其全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為它的幸福而戰鬥，而德國就可以在背後無憂的情況下，去遵循自己的目標：“我的人生目標，這也是民族社會主義得以強大的原因：徹底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

因為向東的征戰，正像他所認為的那樣，是德國歷來所推行的政策。放棄東征，要比永遠都難以避免的冒一場失敗的風險更要糟糕：“（我們）注定是要打仗的！”他這樣說道。不幸之處在於，這場戰爭軍事上的準備太晚了，而心理上的準備必須更早就開始。因為德國人民對這場托付給他們的偉大的命運之爭遠遠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對此我該有二十年的時間，來培養這一新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優秀人材。”可他沒有這麽多的時間。自古以來，德國人的悲劇就在於“從來都沒有足夠的時間”。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其引發的，比如缺少內部的平衡。現在他明白了，這是他個人的“不幸，領導了一個如此反復無常又易受影響的民族，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這樣的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這般變化無常，在它的過去以少有的冷酷“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