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產物或浩劫：德國歷史中的希特勒

這一問題自那以後屢屢被提及，即這一結局是否是可以預見的，坐落於威廉大街上那歷史性皇宮的舊日普魯士漂亮立面的後面，是否早就可看出會變得如此荒涼破敗，並在裏面建起混凝土結構的正正方方的元首地下避彈室。換言之，是否一定該把希特勒看作這個國家歷史上必定會出現的事件，以至可以像歷史學家弗裏德裏希•邁內克那句名言所說的那樣，與其說他是一場德國的浩劫，毋寧說是德國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產物。

希特勒上台過程中，全國一片狂熱，盡管是由詭計多端的導演所制造和不斷地擡高形成的，但確是如癡如狂的如潮壓力，讓所有認為這將是歷史上的一個不幸的看法在第一時刻就顯得蒼白無力。雖然在高亢的歡呼聲中，在舉著火炬的遊行隊伍中，在白天的列隊遊行和晚間燃著沖天火光的群眾集會上，在這些一九三三年春隨處可見的場面中，能夠覺察到不安的預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都在思考著這個問題，即這個國家是否在新人們的領導下，進行著一場瘋狂的賭博，或至少是在做一場毫無把握的冒險。但這一步登天的力量——正是有了它，他們才得以闖入政治上的要害部門——擁有獨特的、蠱惑民眾的如簧之舌。很快，魏瑪共和國對許多人來說，似乎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在與它告別時，沒有留戀，沒有一絲的懷念。國家政權在那麽多年連連失誤後，一種敢於重新開始的意志橫空出世般凸現出來，在擁護者急劇上升的情況下，將所有的顧慮一掃而光。同時，很快顯出雛形的新的國家政體，不僅贏得了支持者——盡管平庸淺薄——而且正像它的鼓吹者滔滔不絕所叫喊的那樣，為自己贏得了未來。

這就是希特勒取得政權時的附隨現象，它使德國人在多年被迫去適應民主、法制國家和“西方”的價值之後，在某種意義上又回歸自己，也就是重新回到令人不齒的角色，做了鋪墊，這是他們歷來在歐洲所扮演的角色。當時人們對這些事情所做出的最初解釋，常常是與一長串前人連在一起的，從謝魯斯克部落的首領阿爾米紐斯、中世紀的皇帝們，一直到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將他們一一加以勾勒，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在希特勒之前處處可見潛在的希特勒身影。結論是，就像人們通常看待事物那樣，德國的歷史上並沒有“無辜的”事件和“清清白白的”人。即便在三月革命前那個“比德邁耶爾”式的寧靜安逸時期，順從和狹隘意識的幽靈也在到處遊蕩，這個民族暗中的野心，並不能逃過睿智的目光，世界對這個民族負有特殊的使命，在迫不得已時，要對它群起而攻之。在那以後的德國浪漫主義時期，在許多表面看起來柔情脈脈的畫面背後，躲藏著對暴行的嗜好和對世界的憎恨，對回歸“森林”的思念。這種殘暴對這個不尋常的民族來說，從現在起，似乎比起文明、憲法和人權來得更為耳熟能詳。喜歡演奏小提琴，為舒伯特奏鳴曲的魅力所折服的黨衛軍頭目萊因哈德•海德裏希，在一段時間裏，全然成為展示德國人這一固有特征的代表。

對德國人的性格和歷史大多簡單化的描繪，總的來說，基本都能自圓其說。因為它們最終會再補充一些納粹主義的理論，根據這些理論，希特勒不僅是普魯士和俾斯麥帝國的合法繼承者，而且是德國歷史的完成者。在這期間做了無數次研究但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是如何將過去與希特勒及其意識形態連接起來，正是這種意識形態使他的崛起成為可能，或是確實幫了他的大忙。

在尋找這中間的相互關系時，人們追根溯源，一路尋去，直到蹤跡消失在歷史的某個沙堆裏為止。在那兒，人們看到德國遠離現實的思想和它高傲的文化概念，它蔑視政治，總之未將其放在眼裏。此外，還有存在於社會結構中的非自由元素、極權國家反射性作用，以及並不少見的專橫的權力精英們身上顯現出來的嚴重的反動秉性，他們的優先地位是如此的毫無爭議，以至德國的市民階層根本沒有機會發展一種市民階層的自我意識。也可以說，這些和其他一些特性成了社會紀律的一種傳統，它總是以一種前期極權主義的蟄伏形態存在著。再加上這個國家政治機構原本就存在的先天不足，恰恰是德國人最容易為具有超凡能力的領袖人物所蠱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自然，通常的前提是，來自那兒的命令，都是緊隨德國先前的思想運動的：一方面是現實的困難和一些為被他國合圍情結所助長的時代氣氛，另一方面是原則性傾向，把每天的尋常小事提高為決定最後命運的大事，在所有的政治事件中都加入神秘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