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最近的歷史中，沒有一件災難性的事件可以與一九四五年的帝國陷落相提並論。在以往的歷史中，沒有哪一次在一個帝國的崩潰中死去如此多的人，摧毀如此多的城市，使如此多的廣袤土地成為荒原。擔任美國兩任戰時總統顧問的哈裏•L.霍普金斯在看到柏林的堆堆廢墟時，提到了歷史上朦朧昏黑的畫面，並回想起被摧毀的城市迦太基（迦太基帝國的古老首都，曾是古代重要的貿易城市。該帝國位於今天的突尼斯，建立於公元前9世紀，曾是海上大國，與羅馬人有過三次沖突。在最後的一次戰爭中，該城被羅馬人徹底摧毀。），這是有道理的。

過來人經歷了什麽，遭受了什麽，不只是無法避免的現代戰爭中那毀滅性力量和徹底失敗帶來的可怕場面，而更多的是在臨死前的掙紮中——希特勒帝國就是在這掙紮中消亡的——似乎有著一種力量，在操縱著整個過程。它使出渾身解數，不僅是要結束它的統治，而且要讓這個國家徹底地走向毀滅。希特勒上台伊始及後來，曾多次聲明他永遠不會投降，一九四五年初，他還向他的空軍副官尼古勞斯•馮•貝洛保證：“我們可能會遭到毀滅，但我們崩潰時要帶上一個世界。”

希特勒很早就意識到，戰爭已經輸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就有過這種言論，但他仍然擁有足夠的毀滅性力量。在最後的幾個月裏，在號召堅持到底和呼籲拼死防守的基礎上，一種類似歡呼的聲音清晰可聞，就像他在獲悉德累斯頓被炸後羅伯特•萊伊成功突圍時所說的那樣：“我們終於可以松口氣了！現在事情過去了。我們現在不會被德國文化的紀念碑所遺忘了！”按照戈培爾的說法，是“遭猛烈敲打的監獄圍墻”，現在“被推倒在地了”。希特勒本人在一九四四年秋以及在後來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發布的所謂“尼祿命令”中，就宣布要去除所有維持生活的前提：破壞工廠和供應設施、街道、橋梁和下水道系統，落入敵人手中的，只是一片“文明沙漠”。

戰爭行將結束的最後幾個月，希特勒是在地下避彈室裏度過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他就讓人修建了這個地下室。從這距離地面有十米的地方，他調動著早就被打得丟盔卸甲的軍隊，發起一場場從未真正進行的決定性戰役。克勞斯•申克•馮•施道芬貝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謀殺犯，當他看到由鋼筋水泥澆鑄出來的元首大本營時，得出了這樣的觀察結果：“待在地下避彈室裏的希特勒——這是真正的希特勒！”確實，冷酷、脫離現實生活的毀滅意願和像演戲時的那種激情結合在一起，主宰著希特勒在最後階段做出的各個決定，許多是他乖戾的性格特征的產物，確切地說，從他越來越與世隔絕的那幾個星期裏的所作所為裏，根本不可能對推動著他一生的那個力量做深入的研究。所有的東西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令人難以理解：在這一切結束之前，他仇恨世界，拘泥於早期形成的思維模式，喜歡做一些使他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匪夷之想。但最具轟動性的事情——他一生都熱衷於搞這樣的轟動效應——仍一件件出現，和以前一樣，甚或更為出色和輝煌。

去想象和理解這些事情，自然要了解希特勒公認的權威性，雖然所有看到的人都一致說他已日漸衰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有著絕對的權威。此時甚至他身體的衰老和在房間走動時明顯表現出來的力不從心，反而給人以心靈上更大的震撼。反正沒有人敢於反駁他。久經沙場的將軍和功勛卓著的軍官們，在每天召開的形勢分析會上大氣也不敢出，只是面無表情地跟隨在他的周圍。他們機械地執行著發出的每項指令，盡管他們知道這些命令是荒謬的，毫無意義的。

對所有這些事情和其他的情況，這本書將提供許多而且大多是令人震驚的例子。它們對這些事情做了獨一無二的生動描述。令人驚異的，是在元首地下避難室裏發生這麽多事情時的“朦朧光亮”。這一說法來自英國歷史學家休•R.特雷弗-羅珀，他是第一位真實可信地描寫“希特勒最後的日子”的作者——他1946年就出版的著作即以此命名。時至今日這一光亮沒有變得稍許清晰一點。單單希特勒是怎樣自盡的，他周圍的證人就有至少四種互相矛盾的說法。類似的還有，這位獨裁者和在前一天晚上和他結婚的妻子，他們兩人屍體的去向，此外還有蘇俄方面所宣稱的對帝國總理府發起的“沖鋒”等等。

資料中的不確定性，部分是由於關鍵性的調查取證，包括特雷弗-羅珀的調查工作，是在這些事情發生不久後就著手進行了，許多重要的證人要麽在戰亂中走失，要麽被關進了蘇聯的戰俘營裏，大多難以找尋。不僅是守衛帝國總理府的眾多黨衛軍成員，還有在柏林這一戰鬥地區的德國國防軍軍官和生活在地下避彈室的人們，當然還有希特勒的牙科醫生們，他們直到一九五五年，在阿登納的莫斯科之行（康拉德·阿登納於1955年訪問蘇聯，促成了西德和蘇聯兩國之間外交關系的建立，以及釋放仍被關押在蘇聯戰俘營的最後一批一萬名德國戰俘。）後，才回到了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