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殘酷的證言（第6/12頁）

1980年……剛剛開始……我們乘飛機來到了喀布爾……英國人的一座馬廄被改成了軍醫院。什麽東西也沒有……那麽多人，只有一支注射器……軍官們把酒精喝光了，我們只好用汽油給傷口消毒；氧氣稀薄，傷口難以愈合。太陽幫了大忙，燦爛的陽光可以殺菌。我見到的第一批傷員只穿著內衣和皮靴，沒有病號服，病號服運來得很晚。沒有拖鞋，也沒有被褥……

整個三月份，從我們的官兵身上切除的肢體——胳膊、大腿等，都堆放在帳篷外。屍體都半裸露著，眼睛被挖掉了，後背、肚皮上被劃開一個五角星的形狀……過去我只在描寫國內戰爭的電影裏見過這種慘狀。那時還沒有鋅皮棺材，還沒有著手制作這種棺材。

這時，我們才開始多多少少有所思考了：“我們究竟是些什麽人？”

我們的懷疑令某些人反感。沒有拖鞋，沒有病號服，可是到處掛著運來的標語口號、招貼畫。站在標語前的，是我們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臉的娃娃兵，他們的樣子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

一周兩次政治學習，反反復復教育我們：神聖的職責，邊境必須固若金湯。部隊裏最討人嫌的是要打各種報告：首長有指示，必須事事報告。每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每一個傷員甚至每一個病號的情況，都要向上級報告。這就是所謂“掌握人們的情緒”……部隊應當是健康的……必須對所有人都“敲打一番”，不能有憐憫之心。可是我們憐憫人，那邊一切都靠憐憫而存在……

救人，助人，愛人，我們為此來到這裏。過了一段時間，我忽然發現自己產生了仇恨的心理。我恨這片細軟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燙人；我恨這些山，我恨這些房屋矮小的村莊，從那裏隨時隨地都可能開槍射擊；我恨偶然相遇的阿富汗人，不管他是扛著一筐瓜果，還是站在自己的屋前，誰知他昨夜去過什麽地方。

我們認識的一位軍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我們的醫院裏治過病……兩個帳篷的士兵都被殺了……另一處，水裏放了毒……有個人拾起一個漂亮的打火機，打火機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我們的娃娃兵呀……我們的小夥子……應當明白這一點……您沒有見過被火燒焦的人……沒有臉……沒有眼睛……軀體也沒有……只剩下黃色硬皮包裹的皺巴巴的東西，表面有一層淋巴液……他發出來的聲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

人們在那邊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麽，負罪感呢？這種感覺的出現不是在那邊，而是在這裏，當我在這裏開始旁觀此事的時候；為了我們一個被殺害的士兵，我們會屠殺整個村子。在那邊，我覺得事事都是正義之舉，可是到了這裏，我嚇了一跳。我想起了一個小姑娘，她躺在塵土裏，沒有胳膊，沒有腿……活像是一個損壞了的洋娃娃……我們那時還奇怪呢，他們怎麽不喜歡我們。他們躺在我們的軍醫院裏……你把藥遞給一個婦女，她連頭也不擡，也不看你一眼；她永遠不會對你微笑，這真讓人委屈。在那邊感到委屈，可是回到這裏就不會了。在這裏，你是個正常人了，所有的感情又復蘇了。

我從事的是一種美好的職業——救死扶傷，這個職業拯救了我，讓我解脫了。我們在那邊為人們所需要。最可怕的是沒能拯救所有人，只拯救了能夠拯救的人。

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沒有必需的藥品。

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把他送來時，已經來不及了。（在衛生連裏工作的都是些什麽人？是沒有受過良好訓練的，只會包紮的士兵。）

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怎麽也叫不醒喝得爛醉如泥的外科醫生。

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可是……

我們甚至在死亡通知書裏都不能寫明真實情況。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個大活人往往只剩下半桶肉漿……可我們寫的是：在車禍中殉難，墜入深淵身亡，食品中毒，等等。當死亡的人數超過一千時，我們才被允許向家屬講真話。我對屍體習以為常，但那是人啊，是我們的人，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小夥子，一想到這些，我怎麽也想不通。

送來一個小青年，那天正趕上我值班。他睜開眼睛，看了看我：

“喏，這下好了……”說完就斷了氣。

在深山裏找了他三天三夜，找到了，運回來了。他不斷地說著囈語：“快叫醫生，快叫醫生！”他看見了白大褂，心想：“這下得救了！”可他受的是致命傷。

那時我才知道，什麽是顱骨受傷……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有自己的墳墓……

他們死的時候也是不平等的。不知為什麽，人們對戰死疆場的人就多一些憐憫，對死在軍醫院裏的人就少一些憐憫。可是他們死的時候，叫聲都一樣慘啊……我還記得搶救一位臨死少校時的情景。他是軍事顧問，他的夫人來了，她眼看著他死去……她開始號啕大哭，像只野獸……真想把所有的門都關死，別讓任何人聽見……因為隔壁的小兵們也奄奄一息……他們都是娃娃兵，沒人能過來為他們哀泣……他們在孤獨中死亡。這位夫人成了我們當中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