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後方的嚴重分歧

周恩來中止會議，是一種策略。就像一個排球教練，在對方攻勢淩厲而我方連連失球的情況下，要求暫停，以轉換部署、穩定情緒、尋求扭轉局面之法。他始終認為，毛澤東留在部隊裏是對革命有利的。

毛澤東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澤東。在前線與毛澤東相處的時間裏，他觀察過毛澤東，認為他是個智慧超群的人。在他貌似寧靜的身上，潛在著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農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動作裏，有種無形的凝重威儀和有力的對別人能施以深刻影響的氣質。

周恩來沉思著，追溯著促使毛澤東解職的背景，尋找有無把他留在軍隊指揮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要“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系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1月上旬，周恩來致電臨時中央，說明中央蘇區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復電：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根據這一指示，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攻打處於蘇區包圍中的贛州，以便將中央蘇區與湘贛蘇區連成一片，解除向北發展的後顧之憂。中革軍委發出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歷史功罪之所以難以分清：就是每個做決策者與執行者都不是絕對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卻迫於領導命令或群眾壓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卻迫於上級的幹預和群眾的抵制而不能實現。自己所做的並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發生，淞滬十九路軍抗戰開始。

1932年2月4日，根據中革委部署，紅軍三軍團借國民黨淞滬抗戰之機，圍攻贛州。久攻不克，3月7日撤圍。

2月19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對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蘇區黨的任務》，分析了一·二八事變後國際國內形勢，指出蘇區黨“應利用目前極端有利的時機……奪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對主要的右傾危險。……同時也不要放松那種左傾的反中農傾向”。

自1932年2月中旬以來，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連日登載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對此，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進行反擊。2月20日，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蔑的新把戲”。2月下旬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布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士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蔑。”

1932年3月中旬，三軍團從贛州撤圍之後，集結在贛縣江口地區。周恩來到江口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後紅軍的行動方針。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夾贛江而下，並以紅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以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

1932年3月30日，率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議東路軍“必須直下贛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並告以漳州易守難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又發表了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長篇文章，把黨內的正確思想以及對左傾冒險主義持懷疑和抵制態度的同志，一概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號召全黨要加以“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4月10日，紅軍東路軍攻占龍巖。11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周恩來，通報戰況和下步行動，說：龍巖勝利原因是為團結兵力，攻敵不備。

4月14日，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蘇區黨面前的主要危險。”繼續要求對右傾“作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在這種反右反右的隆隆雷聲和急風暴雨之中，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狂潮猶如山洪暴發，沖決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紅軍東路軍攻占閩南重鎮漳州，殲滅守敵張貞部約四個團，俘敵一千六百人，獲兩架飛機及大量軍用物資。

22日毛致電周，說：漳州大捷“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影響時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日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討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號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志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