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遵義會議的預演

“主席，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王稼祥不無痛心地說，“不然，紅軍的命運難測……損失太慘重了……”

毛澤東很久沒有講話，一支接一支地吸煙。這個問題，他已經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這是國際路線所帶來的影響所致，也是臨時中央以及後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竭力推行國際路線的結果。解決政治路線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幾乎是不可能的！就連開始向正確方向轉變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都網在錯誤路線裏面。一個已經沒有任何實權的毛澤東，公然挑起反國際路線、反臨時中央的鬥爭，必然使自己孤立起來，甚至有人會懷疑他的動機——是借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對寧都會議的反撲。

當時的局面不像後人所說，好像那時王明的左傾路線只是博古、李德等個別人的獨斷專行，他們是孤立的，處處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時的左傾路線很容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歷史不是這樣，坐在擔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煙的毛澤東也不這樣看。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七大通過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情：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軍事、組織、充分、完整、最深、最大，這些詞句的含義是多麽嚴峻。毛澤東必須謹言慎行。他深深感到瀟瀟夜雨的寒冷。

在這樣危機四伏的遠征途中，挑起這樣的紛爭是不明智的，它將使紅軍的處境更為危險。他必須講求策略。

“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毛澤東望著隱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說得很緩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潮，使紅軍數量達到十萬以上；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號召下，我們保證了紅軍在財政、物資、精神上的需要；我們的經濟建設以及與群眾關系的改善，激發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熱情和積極性，這一切都造成了徹底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

毛澤東面對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當時的中央。而他所列舉的成就，卻大都因蘇維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麽，未能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原因在哪裏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軍事上的失利與政治路線的錯誤分開。蒼白瘦削的臉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糾正軍事路線上，戰略戰術的錯誤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原因……”這就出現了《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國際路線正確，仍然提出反右傾的那種不易被人理解的現象。直線的光芒照不亮曲折的歷史畫廊！

“蔣介石在歷次圍剿失敗後，知道他的長驅直入的戰略戰術同我們在蘇區內部作戰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第五次圍剿中改變了，采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緊縮我們蘇區，最後尋求我主力決戰，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

“敵人的目的部分地達到了。”王稼祥嘆了一口氣，有些懊喪。

“這是我們軍事上的失誤幫了蔣介石的忙，我們應該是決戰防禦，也就是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去有把握地消滅敵人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可是，李德他們卻采用了單純的防禦戰略，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這是李德從歐洲搬來的舶來品……”毛澤東苦笑了一下，“我們有些人竟然信服這些洋辦法……”

王稼祥聽了這些抽象的軍事理論，仍然不能消除自己的困惑：“敵變我變，我們再用以往幾次反圍剿的辦法還能奏效嗎？”

“當然要有變化，可是以不變應萬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是爭取主動的辦法。要以我自身的特長為主，不要去遷就敵人，不要棄長就短。李德他們錯就錯在不懂得中國國情，不懂得中國紅軍的特點，更不懂得中國的農民與農村。他把慕尼黑的街壘戰、把阿芙樂爾號軍艦攻打冬宮、把歐戰的許多戰術原則，全都搬到中國來。

“他們不了解在目前中國國內戰爭階段上，我們還沒有大城市工人的暴動，也沒有白軍士兵嘩變的配合，我們紅軍數量很少，蘇區也只是中國很小的一部分，我們沒有飛機大炮，而且還處在內線作戰的環境。我們只能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的防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