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界首

一 最高三人團

周恩來與博古、李德見面時，已是12月1日淩晨五時了。他們必須根據目前情況，決定部隊全部渡過湘江之後的安排。總司令在參謀部會議上的意見是值得深思的：“敵人已經在通向二、六軍團的方向布下重兵，按原定計劃推進還是改變計劃，就成了決定全軍命運的重大問題。”

李德堅持按原定計劃。周恩來卻十分猶豫。顯然，這是一次兩難選擇，利弊權衡，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似乎相等。

“如果沒有湘江兩岸的嚴重挫折，用八萬人的哀師，沖過敵人的幾層封鎖，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去與二、六軍團會合，還是有可能的。”周恩來分析說，“可是現在困難多了，八軍團幾乎失去了戰鬥力，這個番號似乎應該撤銷，把殘余部隊補充到幾個主力兵團去……五軍團損失也極為慘重，三十四師已經失去聯系，全部被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三軍團正在苦戰，這種狀況，要沖破敵人的封鎖線，保險系數太低了……”

李德的憂慮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與二、六軍團會合，我們將長期處在流動之中，無後方的作戰簡直苦不堪言，傷員無法安插，兵員無法補充，糧食無法籌措，部隊無法休整，沒有立足之地、必將被對方一口一口吃掉……”

“能不能先作些試探？”博古也在尋找兩全之策，“見機而作，等部隊全部開過湘江，作一次組織調整，爭取幾天的休息時間。我覺得不是改變與二、六軍團會合計劃的問題，而是如何早日實現這個計劃的問題。”

“也好，在這個期間，我們不妨聽聽其他同志的意見。譬如朱德同志的、王稼祥同志的，還有毛澤東同志的……”周恩來知道博古、李德對毛澤東存有反感，故意把他放在後面。他感到“三人團”已經囿於預定的目標，很難突破原有的思維樊籬。

這一點，恰恰為博古、李德敏感的心理所難容。博古首先提出異議：“既然我們‘三人團’是最高權力機構，就沒有必要過多地去聽別人的閑言碎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尤其是毛澤東同志，他一路散布不滿情緒，好像我們一切都錯了，只有他是對的！還有王稼祥、洛甫，他們三人常在一起……這是一種非組織的派別活動，人們給他們起了個名字，叫‘中央隊三人團’……”博古激憤起來，用食指向上推推眼鏡，兩腮簌簌發抖。

“這種時候，可以不考慮這些，”周恩來急忙插斷沉浸在委屈情緒中不能自拔的博古，“個人功過是非，誰承擔多少責任，在任何時候都是次要的。”

“批評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來也不會口服心服。”

“我們的確帶的輜重太多，背著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來帶血絲的眼裏有種壓抑的激動，“這是我們對西進形勢估計不足的地方，我們整個計劃是有很多弱點和疏漏的……”

“若說輜重，我們未出江西就丟得差不多了。”李德聲調中流露出不耐煩和抗辯的色彩，“壓根兒就不該帶著龐大的政府機關！現在是誰拖住我們的腿？是物資還是至今仍然沒有渡江的那兩個中央縱隊？哪有帶著六十歲的老頭子、擡著傷員病號、拖著懷孕的婦女打仗的？我們只能為他們保駕，坐轎子的反而埋怨擡轎子的避戰。”

“我認為現在爭論這些是沒有意義的，”周恩來不願陷進個人是非的糾纏中，他用規勸的聲調說，“問題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會議出現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僵局。這是“最高三人團”成立以來，出現的第一次難堪的場面。

1934年夏天，為準備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

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最高三人團”的所有功過是非和歷史責任，的確是很難分清的。

有時，一個領導者，由於上下左右的制約，幹了本來不願意幹的事情，結果反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頭上，貪天之功，成了時代的寵兒；有的則相反，被迫幹了自己極不願意幹的事情，結果失敗了，便成了可憐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敗，任何人都在歷史的合力推動下進退沉浮。

當然，主要責任還要由黨中央的負責人博古來承擔。這只能就他所處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選手因故不能出場，冠軍被二流選手獲得一樣，這個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擔任中央負責人時才二十四歲），也是被不正常的歷史巨手在倉促而又偶然的情況下，推上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峰巔的。那時顧順章叛變，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自感危險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來暫時填補權力真空。他熱情奔放、聰明能幹，卻不成熟，在中央蘇區獨立決策，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錯誤路線，犯錯誤就帶有了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