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的確很被動”

周恩來到達界首時，朱德正坐在司令部裏等他。他喝著朱德推給他的一茶缸子溫開水，吃著煨在熱火灰裏的紅薯，心頭湧起一種柔情：“司令部裏並沒有重要的大事等我決策，總司令催我過江，不過是有意讓我早來界首，以免過分勞累和離開危險突起的渡口。”想到這裏，一個溫熱的波浪打在心頭，布滿紅絲的眸子裏湧聚著難以盡述的情感，遐想之翼立即在歐洲多雲的天空翺翔。

那是柏林一個微雨的秋夜，他們兩人面前，擺著兩杯溫熱的咖啡……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溫情裏沉湎很久，他俯視著桌上標示著雙方態勢的地圖：“總司令，你談談參謀部的會議情況吧！”

“沒有那麽緊急，你先吃完紅薯，等玉米糊溫熱了，吃完再談……”

“那就邊吃邊談……”

朱德用最簡練的語言，概述了兩軍態勢。

“博古和顧問的意見呢？”

“他們說等你來司令部之後再研究，他們休息了，要不要去……”

“不必請他們了，態勢是嚴重的、復雜的，但也是明顯的，除了堅決戰鬥之外別無他法……”周恩來沉思了一會兒，像自己回答自己，“的確很被動。”

“變被動為主動不但需要條件，而且也需要時間……”朱德微帶沙啞的聲音，始終平穩沉著，不露任何激動，卻具有鎮定人心的力量。他對於不能改變的事物，既不勉強，也不抱怨，“我看局勢並不過分嚴重，目前，紅星縱隊已經渡過湘江，紅章縱隊正在渡江，當然，八軍團本來都是新兵，戰鬥力有限。一、三軍團，可以頂住湘桂兩敵，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紅五軍團，正在文市附近與追敵苦戰……”這話並沒有給周恩來帶來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慮不安。他站起來，走近窗口，手扶落滿灰塵的窗台，諦聽著遠方的槍炮聲。

五軍團，是周恩來最擔心的一支部隊，因為殿後是最危險的任務。此時，他想起古代戰場上一個勇敢而謙遜的將領的故事。在戰鬥中他一直擔任著後衛任務，阻擋著強大的追敵，當他保衛了全軍安全進入國門時，則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這是多麽偉大的精神。

紅五軍團是1931年12月14日在寧都起義的烈火中誕生的，在反對敵人的圍剿中成長為一支勁旅。在這次戰略轉移中，一直擔任著後衛任務，頑強地抗擊著優勢敵人的尾追。打阻擊，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邊打邊走，極為艱苦。五軍團的三十四師走在最後。這時，他們還在百裏之外。傷亡慘重。

紅軍的每一個挫折，周恩來都感到自己負有直接和間接的責任，這種不貪功不諉過的品格給他帶來比別人更多的自責和痛苦。周恩來的應變若定和臨敵不驚的非凡靜氣，也無法改變目前嚴酷的現實。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約，使他的才智無法發揮，使他的主張無法推行。他必須執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須代人受過，一種無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潛意識中漫漶開來。

世界上哪個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那滿含委屈悄然離開會場的背影，心中不由湧起一陣酸楚：“以正確屈從錯誤，該有多麽痛苦！”

回想1928年6月的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六大的召開，離大革命失敗還不滿一年。在這短促的日子裏，中國革命走過了一段驚濤駭浪的路程。黨在城市和農村的陣地遭到嚴重的打擊，全國六萬名黨員銳減到不足兩萬人！

面對新反革命的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帶著傷痕從血泊中站立起來，投入新的戰鬥。在這摸索和苦鬥中，一種新的危險——左傾盲動主義，從右的血泊中擡起了頭。

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左傾盲動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他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速度用一句話來概括，稱作：“無間斷的革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種論斷的態度是盲從與思考。

黨，畢竟很年輕！那時的周恩來剛滿二十九歲。能夠邁開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堅持下來就是偉大的，即使跌幾個跟鬥又算得了什麽呢？

十一月會議，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廣州暴動和兩湖暴動上。冷酷的現實又無情地擊碎了他們美好的期待。廣州起義只維持了三天就失敗了。人們不禁要問，主觀設想和實際結果為什麽完全不同？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裏？黨內鬥爭越來越激烈。一會兒說低潮，一會兒說高漲。

這種對革命形勢判定上的重大反復，反映了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形勢的變幻無常。這種迷茫遊疑狀態，曾使“多畏多慮”的周恩來常常沉入郁悶難抒的痛楚內省。他深知權力這把雙刃劍，在用之不當時，既傷害革命也傷害自己。他甘願把重大決策的重擔，讓給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堅定性的人去承擔，而他在從屬中去彌補有可能造成的損傷。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邁對了，也不要看作無上光榮；一步邁錯了，也不能看作終生恥辱。那種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頗，既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