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抹殘陽萬裏城（第4/10頁）

當初汪精衛、張發奎發動反對新桂系的廣州事變，當事變臨近失敗時，陳公博也曾目睹幾乎與此一模一樣的場面。有過經驗，他就知道西北軍內部軍心動搖已到了何種程度，看來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了。

吃過晚飯，形勢似乎更加緊張，一會兒有人報告南面已有一個團的中央軍沖進防線，一會兒又有情報說黃河鐵橋附近出現了百余土匪。馮玉祥到底久經沙場，顯得頗為鎮靜，他先是把地圖攤在地上，和幾個幕僚點著蠟燭商議，接著又到棚子裏打軍用電話：“喂，那邊有些小子沖進來，你們趕快派一營人去堵住。”

在馮玉祥打電話的時候，陳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掛著笑容，顯然他對這種指揮方式駕輕就熟且怡然自得。

掛掉軍用電話，馮玉祥催促汪精衛、陳公博早點動身回石家莊。陳公博也已經從別的渠道證實，黃河鐵橋附近出現的百余“土匪”其實是中央軍的便衣隊，這表明南岸失守已進入了倒計時。

北返時，汪、陳再不敢中途停留。他們回到石家莊後，隨即便轉赴太原。

在汪、陳抵達太原之前，擴大會議的人員還未到齊，一切政治活動幾乎都陷於停頓。不過政客們倒也沒有虧待自己，他們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戲院去聽梆子戲。

山西人對這些“流亡大夫”沒有好感。在一場戲中，一名醜角就諷刺閻老西引進大批外來人員，以至於吃窮了山西，連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觀眾看了拼命鼓掌，政客們則啼笑皆非，尷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識與閻錫山的管治有很大關系。有人曾到太原圖書館和宣傳機關裏去查過，發現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報刊都非常困難。閻錫山用這種封鎖政策來對待一切省外的書報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聾眼瞎，乃至於只知他閻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鎖政策固然有利於閻錫山成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他其實並沒有做好稱雄天下的準備，瞎打瞎撞的結果，只能是“有錫天下亂”。

閻錫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們認為改組派等派系無能無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來寄人籬下。為了顯示自己的力量，當汪精衛、陳公博等人抵達太原時，有人便在歡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組派”的口號。陳公博將之總結為：恰如囚在籠內的一群雄雞，大家都走了背運，卻依然還要相啄。

雖然甫一下轎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衛並不甘心就此罷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幟，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開會，準備像孫中山當年那樣搞一個臨時約法出來。

可是政客們最後的努力並未能給前線帶來任何利好。閻、馮還沒來得及將隴海線的軍隊全部撤到黃河北岸，陳公博曾經擔心過的事便突然爆發了：吉鴻昌率部投蔣！

連鎖反應

吉鴻昌在豫東作戰時，還擔任著孫良誠部隊的副總指揮，他和孫良誠手下的幾個師長梁冠英、張印湘的關系都不錯。他這一投蔣，不僅令鄭州南面的門戶大開，而且引起連鎖反應——張印湘首先與吉合作，受編為吉鴻昌“討逆軍第二十二路”的軍長，梁冠英雖沒有馬上隨吉鴻昌行動，不過也隱隱流露出了消極的情緒。

原先馮玉祥仍試圖在渡過黃河之前給予蔣軍以沉重打擊，但吉鴻昌投蔣使他的設想完全落空。此時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過黃河向北退卻，但平漢線的張維璽南路軍已在新鄭一帶被重重包圍。在遭到近一個月的圍困之後，該部十多萬官兵全部繳械投降。據說這還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史上發生的第一次全軍繳械事件。

鹿鐘麟在接到馮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後，即將他位於鄭州的總部撤至鄭州，同時派梁冠英部負責保護黃河鐵橋，以掩護大部隊過河。

晉軍、西北軍這麽多部隊需要過河，若組織不當，難免會重演當初晉軍在濼口大鐵橋自相踐踏的慘劇。幸好隴海線的指揮官中還有一個徐永昌。

民國以降，軍人素質不一，諸如孫殿英一類的大盜、石友三一類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養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時，親自監督士兵將過去借商會的錢款送還。有人說，都這個時候了，為什麽還錢，留著犒賞士兵不是更好嗎？徐永昌搖搖頭：“這個時候，我不懂得犒賞士兵，我只知道借別人的錢不能不還。”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說只要願意北撤的部隊，不管何軍何部，有一支不退過黃河以北的，晉軍決不過河。到了晉軍、西北軍都爭相北撤的時候，他又答應鹿鐘麟，讓西北軍先渡黃河，晉軍後繼，並為之提供掩護。

張樾亭站在晉軍的立場上，對此表示不解，他說：“敵人進攻甚猛，撤退稍遲，損失必大，敵再尾追，勢必混亂，掩護的責任恐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