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強者才有機會生存 （上高會戰）

1941年2月，鑒於贛北戰場相對平靜，駐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內定將第三十三師團調往華北，剛在上海組建的獨立混成第二十旅團則被調至南昌，以接替三十三師團留下的防務。

調來一個旅團，換走一個師團，南昌方面的日軍兵力自然將有所削弱。第三十四師團長大賀茂中將因此提出，應在三十三師團被調走之前，趁兵力富裕發起一次進攻，以減少贛北中方第十九集團軍的威脅。

此時岡村寧次已經離開武漢，第十一軍新任司令官為園部和一郎中將。園部是“短切突擊戰”的倡導者，所謂“短切突擊戰”又名“短距離截斷作戰”，也就是以攻為守，但對中國軍隊的防區攻而不占，一打馬上就撤回來的一種防禦戰術。

園部同意大賀在“短切突擊戰”的範圍內在贛北攻擊一下，然而大賀所考慮的卻並非一擊這麽簡單，他是想沿續岡村在任時的重兵突擊戰術，利用這個機會完全消滅第十九集團軍。

過去第十一軍總部與各師團之間不是沒有出現這樣那樣的分歧。不過岡村比較細心周到，經常會主動到一線師團的司令部去溝通思想，對各師團長的特長和個性也拿捏得住。園部做不到這一點，而師團長們又都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會通過直接接受參謀本部或“中國派遣軍”的命令，來繞過第十一軍總部的限制。

你說要短切，我偏要重攻，彼此都不買對方的帳。當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田中新一少將來到南昌視察時，他的觀感是第十一軍總部“有些悲觀”，第三十四師團司令部反而“信心很足”。

後退決戰

由於想法不一致，仗還沒打，贛北日軍就與他們的總部出現了貌合神離的狀況。岡村在任時，每次開戰前夕，他都要乘坐飛機、汽車乃至汽艇，盡可能地遍訪各參戰師團，在鼓舞軍心的同時，順便掌握前線實情。這次不同，負實際指揮責任的園部自始至終都坐在漢口閉門造車地下命令，贛北參戰的師旅團長們也毫不在乎，各自為戰，各事戰功，這種“輕浮疏忽”的舉動，無疑觸犯了兵家之大忌。

按照計劃，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第三十四師團及第二十旅團從北、中、南三路實施分進合擊。1941年3月15日，南北日軍率先啟動，這兩路日軍負責對中方第十九集團軍側翼的部隊進行攻擊，把它們壓向中路，最後在被視為贛西北中心的上高完成合圍殲滅。

戰鬥開始不久，北路設防的中方第七十軍接到命令，要求其一部留下進行側擊，一部後撤至上高以北加入二線兵團。

雖然看上去只是簡單的一道命令，但它反映的卻是中方戰略思想上的重大轉變。

從淞滬會戰到武漢會戰，直至南昌會戰，中國軍隊采用的習慣性打法，都是一線展開的傳統單線布防。單線布防需要填充大量軍隊，在淞滬會戰中，中國就調集多達七十個師，把整個上海防線都全部塞滿了。

這是抗戰早期的標準戰略思想，它的好處之一是開始可以防較長時間。可是在現代戰爭中，幾乎沒有什麽防線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旦一線陣地被突破，往後面去便不堪設想。淞滬會戰是一潰千裏，從上海到南京這一段幾乎找不到較強的完整部隊來繼續設防。南昌會戰也一樣，當日軍攻破前沿陣地時，羅卓英手中都沒有援軍可用以堵塞漏洞，及至日軍即將兵臨南昌城下，那麽重要一座城池，城裏居然僅有保安隊和少量警察，奉新等要點則幹脆只有警察可供維持秩序。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該守的地方沒人守，一些對全局不起關鍵作用的地域，因為兵力正好充足，又往往守住了。一位對正面戰場做過認真觀察的駐華美國武官分析說，中國軍隊往往會輕易放棄那些只要幾千人就能守住的陣地，反而在一個理論上不能防守的地方會死守好幾個星期乃至好幾個月。

這位武官對此表示無奈：“他們硬要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打，為這個著急是沒有用的。”但其實很多時候，也並不是中國人一定想這麽打，是打著打著就成這樣了。

在屢戰屢敗的情況下，中國軍隊謀略層窮極思變，開始絞盡腦汁地構思一些新穎的戰略方案。一些有識之士都不約而同地想到，如果換一種打法，不固守一線，而是逐次抵抗，後退至一定距離，待援軍到達後再與敵決戰，會不會不一樣？

在這股大潮作用下，單純防禦的固定模式逐漸被打破，“後退決戰”的戰略思想一點點浮出水面。事實上，在高安之戰中，羅卓英已經有了“後退決戰”的意識，他沒有將七十四軍繼續填進高安防線，而是暫時放棄高安，就是有了後退一步制敵的考慮。

贛北和湘北地形都為“後退決戰”創造了條件。這裏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交通又屢經破壞，決定了它們與平原不同，不是隨地皆可運動。運動受限，加之沿途的傷亡疲勞，戰鬥時間越長，突進的日軍越容易成為強弩之末，也越容易被以逸待勞的守軍所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