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鬥南苑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軍的最後一拼

一

1937年7月28日，從長辛店通往盧溝橋方向的路上，二十九軍二一九團在行軍。這支部隊的任務是反攻盧溝橋，奪回前一天失去的陣地。

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正是這支部隊在盧溝橋的一聲怒吼，打響了中國全面抗戰的第一槍。談到抗日戰爭，二一九團和盧溝橋的名字，都不應該被忘記。

二十九軍的老兵馬步先回憶，當時“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橋西邊二三裏地時，旅長何基灃坐著吉普車來了，說：‘二一九團向後轉。’他接到了上邊來的命令，不上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時南苑已經丟了，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都犧牲了，大勢已去，所以就撤了”。

大勢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戰，是平津抗戰的轉折點。這ー戰，中國軍隊不但折了兩員大將佟麟閣和趙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二十九軍當晚開始撤離北平。從此，北平和天津開始了八年的淪陷生涯。

而按照日軍參戰官兵的回憶，整個平津，打得最慘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戰。連日軍中著名的“勇將”，當時擔任華北駐屯軍第一大隊大隊長的一木清直（後曾擔任日軍登陸中途島部隊大佐指揮官，因為日軍未能登上中途島就遭到慘敗，轉而率一木支隊增援瓜達爾卡納爾島，因為輕敵被美軍殲滅，是死在美軍手中的日軍第一個旅團級高級軍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聞采訪的時候，都不得不對二十九軍在南苑的英勇奮戰表示欽佩——“面對面地死戰也不肯退卻”，“中國兵甚至負傷幾次依然沖上來拼殺”（朝日新聞《盧溝橋事件一周年座談會》)。

當年讀抗戰史，曾經對七七事變前後二十九軍的抗戰有兩個誤解。第一，對7月29日二十九軍忽然全部撤離北平，放棄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為何打著打著忽然中國軍隊就撤了，當時日軍不是還沒有攻城嗎？不免懷疑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是漢奸；第二，我曾一直以為盧溝橋在北京的北面——日軍從北方來，自然戰鬥應該首先在北邊展開嘍。

直到後來有機會去盧溝橋旅遊，才發現這個著名的地方其實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當時平津之戰的作戰圖，更有一個發現——此戰中日兩軍爭奪最激烈的南苑、宛平、豐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這個現象曾經讓我感到奇怪。於是，詢問一位在軍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說這一點也不錯，當時雙方的戰鬥，主要在北平的南方進行。這是因為，在長城抗戰之後，日軍勢力已經明目張膽地進入冀北平西各地，並在冀東扶植了殷汝耕偽政權，北平東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軍控制。所以，當時駐紮在平津地區的二十九軍部隊，其實已經處於三面受敵，能夠和後方聯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戰鬥集中於北平以南，正說明日軍在發動攻勢，試圖全力切斷第二十九軍的退路，而其可以隨意深入中國軍隊後方，又反證了兩軍戰鬥力的差別。

從戰後的情況來看，七七事變的爆發，有一定的偶然性。當時日軍並未做好全面侵華的準備，日軍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領平津的軍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為地處北平南方咽喉的盧溝橋和宛平縣城，一直是日軍窺伺的重點。日軍多次挑釁，以圖控制這個要點。

日軍最終攻占宛平城，此時已經是7月29日，迫使宛平守軍放棄陣地的原因，也是南苑的失守。

日軍控制宛平，意味著切斷北平守軍最後一條自己控制的對外交通，此後，北平的中國軍隊無論補給還是調動，都必須在日軍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樣，宋哲元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麽，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隊，主力南撤，其實是將北平、天津拱手讓出。那他這個失去地盤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也就當到頭了。要麽，依然在北平做“土皇帝”，條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四面無路的二十九軍那時即便想反抗也不會有機會。

當然，以日軍的想法，能夠制造摩擦，發個聲明嚇退中國守軍是最佳結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軍對此很有信心。這也是日軍以“一名士兵失蹤”（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點30分被認為失蹤，12點15分歸隊，此人1944年在緬甸被新一軍孫立人部擊斃）為由挑起沖突，而絲毫沒有收斂意識的原因。日軍未作全面戰爭的準備，不是它不想獲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認為根本無須興師動眾。

但是，日方後來承認，對二十九軍敢於反抗的思想準備不足。

日本方面的資料是這樣評價的。據田中新一《支那事變記錄》,7月8日早晨5點54分，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東京，10點20分得到詳細報告。下午，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與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武藤章決定派遣三個師團前往增援。次日，陸相杉山元即批準了這個計劃。河邊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憶》同樣記錄了類似的情況，可見日軍對擴大對華戰爭的積極態度。日軍認為，第二十九軍抗戰熱情的高漲，無疑是受到了早些時候傅作義部隊在百靈廟方面的勝利影響，認為日軍並非不可戰勝。如果這種概念被中國軍隊樹立起來，日軍將沒有征服中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