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治大國如烹小鮮

天子無私事，裴該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隨時記錄下來，以編纂《起居注》。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於西漢武帝，或東漢明帝時代，但一直不設專職，要到晉朝，才確定由秘書監下屬起居郎來負責——也算是司馬氏對封建政治制度發展所做的少數幾樁貢獻之一了。

所以除非軍國要務，嚴禁外泄，否則象規劃新長安城之類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瞞得了朝臣——且還有工部、虞部摻和呢。因而不數日後，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庫未充之故，請求陛下暫寢修城之議。

裴該回復說我沒打算這就修新都啊，不過預先做點兒規劃而已，能夠浪費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卻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須先期規劃。且建新都有利於彰顯天子之威，國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應形勢，徐徐為之。”

禦史中丞熊遠和監察禦史陳頵都上奏駁斥，不過熊孝文主要是質問裴嶷，倘若現在就營造新都，人力和錢糧打哪兒來啊？陳延思則表示，以洛陽為都城正好，何必再勞民傷財，計劃西遷到長安去呢？

不必裴該開口，徐渝就主動跳出來跟兩人辯論了——主要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豈容他人破壞？而且營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將來史書上多半會記一筆，長安新都的總規劃師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駁陳頵，說：“朝廷以關中戎狄多而不易鎮定故，乃設西京，此事既成定論，禦史不宜再沮。則舊日狹迫之城，豈能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時西巡，亦當建城……”

然後再回答熊遠的問題，並且趁機提出建議：“今祖公於三台破羯，所俘近萬之眾，行將押來河南。臣以為，與其如諸公所言，設屯務農，不如予我工部，先期於龍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錢糧豐足時，營建新都。

“從來俘虜最難安置，彼等既從羯，罪不可綰，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誅，然亦不可輕縱。彼等釋耒耜已久，唯恃氣力，與其務農，不如務工。工勞而死，前罪自贖，工勞而不死，始可赦之於壟畝之間，復為國家編戶。總比征勞役，傷農人，為合宜一些吧。”

這年月是沒有國家工程隊的——私人工程隊也不多，而且規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農夫充役，有可能影響到農業生產，所以歷朝歷代於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議，何妨如從前俘胡的舊例，把戰俘充作勞役呢？開山挖礦的胡虜目前足夠用了，新的戰俘——不僅僅如今的羯趙，也包括以後可能逮著的南蠻——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廢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該覽奏，頗為心動，但還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數本亦良善百姓，不過為羯賊所蠱惑或挾裹而已，卿勿急於事工，而浪執彼等性命。彼等既曾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亂啊！”你可別打著一定要累死他們的主意。

開國天子，權威還是很盛的，於是朝議最終認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決定了這批河北戰俘，以及日後所獲戰俘的命運。

或謂：長安城每塊磚石下面，都掩埋著戰俘的累累白骨……

當然啦，雖然裴該討厭駢儷文，終究群臣舊習難改，所奏並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馴（生澀）得多；至於裴該所下詔命，多由秘書潤色，甚至於他只是說個大概意思，而由秘書擬稿，亦難免雕琢之態——頂多質樸一些，力求靠攏兩漢文學、建安風骨罷了。

因為天子喜歡什麽樣的文字，或者說尚可忍受什麽樣的文字，秘書省郭璞、胡飛等人是再清楚不過了。

且說詔命既下，傳達到禦史省，禦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對熊遠、陳頵等人發牢騷，說：“天子所信用者，多貪功近利之輩，國家未定，豈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為邀寵於上，而罔顧國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語……”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黨爭，歷朝歷代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個尚可容忍的範圍內，盡可能形成良性競爭，而不是互扯後腿罷了。此前在晉時，朝中主要是荀黨或稱東黨，和裴黨或稱西黨，雙方明爭暗鬥不休；至於祖氏，軍權雖盛，於政治上卻並不甚用心，導致集團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勢。

等到華朝肇建，東黨乃趨勢微，原領袖荀組受拜從一品少傅、宜都縣公，荀邃受拜從二品特進、新息侯，但都沒有實職，不過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號人物荀闿，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獲全勝的自然是西黨，只是西黨也非鐵板一塊，掌權之後，其內部自然也會分出派系來。統而言之，可以稱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說世家派與寒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