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校長

西漢之初，太學生不過五十人而已，但至東漢後期，人數則激增到三萬，竟在洛陽城內形成了專門的太學區，但即便如此，總體而言，官學的招生面還是很狹窄的。

太學生因官吏推薦而得入學，多為貴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貧寒者——雖然財產不豐，但考其家世，其實也未必低了；至於四姓小侯學，那更不用說了，向來只招收樊、郭、陰、馬四家子弟——沒辦法，因為就是這四家出資創建的呀。

說白了，中央官學主要招收貴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學，也不是對普通平頭百姓開放的。因此逮至漢末，私學乃再度大興，招生面廣，以此填補官學的空缺。比如說鄭玄在高密授課，販夫走卒皆任其聽講；盧植在涿縣，靠著織席販屨為生的劉備都能拜入門下，由此即可得見一斑。

然而漢末亂世，不但遏阻了私學的發展，就連官學亦受到極大沖擊。西晉初期的太學，規模比之東漢縮減了數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設國子學；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確規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準入國子學，五品官以下子弟準入太學，就此學校成為了官宦子弟的禁臠，世家門閥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權。至於地方官學，寥寥無幾，始終都沒能興盛起來。

原因很簡單，理論上官學生都是公費的，只招收少量自費生，則當社稷紊亂，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的時候，誰還有錢去搞教育啊。至於世家門閥，他們可以在自家內部搞族學嘛，自然也不肯掏錢出來資助公家。

裴該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門閥對教育的壟斷，唯此才能將更多寒門才俊吸納進體系中來，擴大和穩固統治基礎。想要扶持寒門，光靠考試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在缺乏足夠教育資源的前提下，寒門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為低，就算總量龐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幾個人才呢？

裴該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張不論身份高低，“唯才是舉”，自不可能無條件地傾向於寒門，甚至於寧要寒門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當關中政局大致穩定之後，他就耐著性子與群僚商議，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又向郁翎等商賈貸款，好不容易才擠出了一筆教育經費來。雖說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國皆設郡學，如今這一政策也擴大到了秦州，但終究地方財政困難，就算應命，真把學校建起來，也不過虛應故事而已。裴該不打算把這筆教育經費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計劃著在長安城內，建一所規模較大的學堂，普招雍、秦、涼、梁四州子弟。

對，也包括梁州，雖然目前只有一個漢中郡為周訪所據，但就理論上而言，也算是潼關以西，是他行台執掌之地。

學校的硬件設備好解決，長安城內本來就有很多空房子，隨便挑幾套相鄰的，前後打通便可。況且裴該還“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那玩意兒原理很簡單，此前他不過三言兩語，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領著工匠們給搞出來了，與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紙術難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開路，隨即便大量印刷五經。

但是學校的軟件卻比較煩難，最關鍵的——你得先有老師啊。

其實老師也不是太難找，就目前而言，裴該還不打算搞國民教育，他也沒有那個精神頭兒，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麽很多關西士人，也包括舊日官僚，裴該與之相談，覺得毫無才具，唯能死讀書的，就都可以往學校裏塞。然而老師一大群，還必須得找一個有本事，有名望，鎮得住場子的老先生來當校長，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該便想到了董景道。雖說董景道在當世為大儒，真擱到儒學史上，連浪花都翻不起一朵來——裴該前世就幾乎未聞其名——但亂世之中，關西雖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況且據裴嶷所說，董老先生“《三禮》之義，唯尊鄭氏”。

其實裴該對於歷朝歷代的儒學派別，並無研究，也不大分得出優劣高下來。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為一變，毫無節操地迎合統治階級；到魏晉又一變，化為玄學，也就是沿著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遠；唐儒復歸人事，宋儒化為理學，從此之後，這輛破車就越行越散架，終於徹底固化了國民思想，走向社會的反動面……

但就同一時期，儒學各派孰高孰下，裴該多半分不出好賴——當然啦，基於對理學的厭惡，他感覺南宋之時，浙學為上，雖說浙學和理學究竟有啥區別，他其實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然而他知道，在這魏晉之際，主要的儒學流派就是王學和鄭學，而且基本上鄭學被王學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學的始祖王肅是司馬昭的嶽父啊，自然有官方給他撐腰。雖然仍為晉臣，但鑒於原本歷史上西晉之亡和東晉之衰，裴該暗中秉持著一條原則，那就是：凡司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對，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異議，也一定要暗中設法，給他掀個底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