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彭城內史

東漢晚期的桓帝永壽三年，曾經有過戶口統計，總計全國民戶一千零六十七萬余，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余。晉武帝平吳後再統計，全國戶約二百四十六萬，口一千六百十一六萬余，還不到漢代的四分之一。

當然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麽糟糕，因為西晉沒有正經搞過人口普查，是綜合了魏、蜀、吳三國官方造冊，累加而得出來的數據。漢末大亂，人口流徙非常嚴重，此後又是三國紛爭，導致大量百姓成為官私部曲，也就是“隱戶”，並不入官方名冊。倘若西晉能夠保持五六十年的太平世道，並且重新加以詳細核查、統計的話，是應該能夠起碼恢復到漢代之半的。

只可惜，從平吳到楚王司馬瑋進京殺楊駿，“八王之亂”開始，老百姓也就剛吃了十一年太平飯而已……

根據太康年間的統計，彭城七縣，戶口數卻只有下邳七縣的一半多點兒，換言之，彭城比下邳要窮多了——雖有銅鐵之利，晉朝官府此前卻並沒有認真加以開發。裴該自下邳而入彭城，所見到的春播景象，也比下邳要差得多。老百姓大多還是自發地耕種，並沒有官吏前來指導或者監督。

這倒也在意料之中，倘若熊遠能夠搞得比陶侃還好，裴該真要當他面把自己一雙眼睛給挖出來了。況且彭城比下邳更靠北，相信熊遠就任的時間比陶侃還起碼要短上五六天呢。

逐漸行近徐州城，先派裴度前去通報，可是裴度很快就跑回來了，說：“熊相不在城中……”裴該不禁皺了一下眉頭，忙問：“何處去了？”

“說是下鄉督促春播，具體何在，郡中小吏尚待前往尋找。”

裴該撇撇嘴，說算了，那先不理他了，咱們進城去等他吧。

才到城門口，忽然就見遠遠的一個人從田野裏氣喘籲籲地疾跑過來，到了裴該的馬前拱一拱手，但卻半天說不出來一句話。裴該定睛一瞧，這不正是熊遠熊孝文嗎，他怎麽這副打扮？

就見熊遠沒有穿公服，只著一件素白的麻衣——還是短衫——背上負著一個鬥笠，腰間懸著一枚葫蘆，手裏柱著半截樹枝當拐杖。裴該翻身下馬，還施一禮，就問他：“熊君何以如此？”

上回見面，他一直稱呼對方“熊相”，很公事公辦的嘴臉，不帶一點兒感情色彩，這回卻不自禁地就稱呼起對方“君”來了。

士人間相互稱呼的不同，自然代表著不同的高低身份和親疏關系。對於高官顯宦，或者有一定身份的長輩，自然是要稱“公”的，或者以其官職來稱呼，但不掛姓——比方說卞壸等人就叫裴該“使君”、“都督”；次一等則稱“君”，同樣以示尊敬，但顯得稱呼雙方的地位基本相等；親近之人可稱表字，或者稱“卿”，如果不算太熟而仍稱“卿”，則表示你地位要比我低。

比方說裴該為一州刺史，對於徐州官吏，包括各郡國守相，他都可以一律稱“卿”。但是他終究年紀還輕，所以出於尊敬年長者的理由，對於卞壸就始終稱“君”，想稱陶侃為公，陶侃堅不肯受，也就退一步而稱“君”了。

此前稱熊遠為“熊相”，那是瞧不起對方，所以只以官職來稱呼，偶爾稱“卿”；自從見了熊遠那封上奏，裴該在心目中已經把對方的等級上調了不少，故此一見面，“熊君”二字便脫口而出了。

熊遠只是連連作揖致歉，要喘了老半天的氣，這才勉強能夠說出完整的話來：“末吏前去督導春、春播，才聞使君到來，不及更衣相迎，還望恕、恕罪。”

裴該笑一笑：“親課農桑，當受嘉勉，何罪之有啊？”不管你能力如何，肯於認真辦事，並且看這模樣——倘若不是裝的——還挺任勞任怨，那就是個好同志嘛。

揖讓一番，並肩入城，進入衙署後，熊遠先洗漱一番，換了身公服，然後才來與裴該坐定交談。裴該向他探問彭城國內的情況，熊遠嘆了口氣：“我在江東，不知江北民生凋敝如此……五百裏一郡，卻有若百裏一縣，治理起來，料必繁難……”

說到這裏，又向裴該略略一揖：“此前口出大言，說要導民知禮儀，然而管子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民尚不得溫飽，談何知禮？陶公所言是也，我的話卻未免太過輕佻了……”

熊遠在江東也做過州、郡的功曹，雖然主要管理吏政，也免不了要摻和生產、親近百姓，所以還是有一定民政經驗的。他此前大言炎炎，主要是從來沒渡過長江，看到過中原地區的凋敝景象，只拿太平時節的江東郡縣來做類比，自認為管理一個郡國未見得能有多難吧？

等到進入徐州城，按查府庫、卷冊，又親自跑周邊鄉野去考察了幾天，才知道兩者完全不能相比。別的不說，動亂中的人心惶惶，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活命，過半百姓家無隔宿之糧，你要他們安安穩穩服從統治，守規矩、講禮儀？誰會來搭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