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吉本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經過及背景

吉本很早就從事寫作，開始是在文學領域，居留瑞士期間，學習法文的同時也研究啟蒙哲學，深感當代法國文人對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學的忽視。1755年他將西塞羅的作品譯為法文，接著花了兩年時間，用法文寫成《論文學研究》，於1761年出版，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歐洲大陸深獲好評，但本國則無人問津。他在這本書裏特別提到具備哲學風格的歷史學家，認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歷史家，而歷史學家不管怎麽說，要盡量做一個哲學家”。他主張哲學的歷史觀：第一，強調以俗世為歷史的焦點，人性重於神性；第二，排斥個人英雄主義，群體的需要決定一切；第三，力主人類社會的矛盾現象是常態；這也決定了他後來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一貫立場。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維吉爾史詩〈埃涅阿斯紀〉第六卷之評述》，史詩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寫埃涅阿斯到地府尋求未來前程的神諭，得知羅馬自開始對外征服到愷撒為止的歷史，所負神的使命為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當時權勢極大的沃伯頓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學的立場，對維吉爾的史詩加以歪曲和譏諷，雖然文人學者對其側目而視，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卻出版本書向沃伯頓的權威發起挑戰，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犢的道德勇氣。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會，加入當地文藝活動，認識很多終身相知的友人，如喬治·戴維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親資助，準備用兩年時間旅遊歐洲。1月，他到達巴黎，拿著甚得好評的《論文學研究》作媒介，受到當時主持文藝沙龍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識法國哲學家狄德羅、達朗貝爾、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接著前往洛桑拜見老師帕維拉爾，同時也認識了貝克·霍爾羅伊德，就是後來的謝菲爾德勛爵。他成為終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後協助出版他尚未發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與吉斯離開洛桑，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個夏季都在佛羅倫薩，秋天到羅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個旅行因吉本的財務發生問題而中斷，他於1765年6月回到英國。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傳《我的一生》裏，提到他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起因和動機：“1764年10月15日黃昏時分，我坐在羅馬卡皮托山的古跡裏沉思默想，聽到神廟中傳來赤足僧侶的晚禱聲。我要為這座名城寫一本書的念頭，開始在我的內心醞釀成形。”

他原來只想寫羅馬城的衰頹，就像聖奧古斯丁聽到羅馬被阿拉裏克攻破時，寫出《上帝之城》那樣，無意把整個帝國包括在內，但後來他的閱讀範圍擴大，思想領域更為廣闊，決定將羅馬帝國作為敘述的對象，又過了些時日，才真正開始這項工作。他不無感慨說道：“我逐漸由期望進到構想，從構想進到計劃，從計劃而正式寫作，哪裏會想到最後會完成6厚冊，花費了20年的歲月!”

刹那之間，吉本的精神與羅馬合而為一，從1771年開始撰寫，到1787年完成。由心靈的體會，進而貫徹力行，將羅馬名城的頹毀，擴展到整個帝國的覆滅。在人類文明史上，誕生了一部萬古常新、獨領風騷的歷史名著。

吉本的寫作過程的確是艱苦備嘗，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又能克服語文的隔閡和困擾，從他的注釋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歷史資料，從古希臘和羅馬到18世紀的作家，有290余人，書籍凡800余種，有數千冊之多，除此以外間接有關的材料，像是各種地方志、編年記、法典、地圖、碑文、銘刻、獎章、錢幣等，無不在搜集之列。他對資料的要求是實事求是，正確無誤，不穿鑿附會，不自以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程度，同時力求辭章的典雅和文字的優美，並且以簡潔明晰為尚，全書的文章富於理性之美，氣勢博大雄渾，如江河之滔滔不絕。第一卷問世後，各方的贊頌紛至，推許為歷史名著，也是文學傑作，等到20世紀以後，學者一致認為他已文勝於史。

18世紀以來，大不列顛成為治羅馬史的重鎮，可以說是名家輩出，較之意大利本國及法國、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等國，居於領導的地位，這固然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可說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開個人研究的先河，創造光輝的成就，當然會引起後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紀以後，科學的驗證風氣遍及歐洲的史學界，但是英國在吉本的影響下，歷史與文學仍然相輔相成，史學家堅持淵博的學術風格和客觀的專業立場，還要講究文體的簡潔、明晰和優雅。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後，獲得英國文人學者贊譽，如亞當·弗格森、約瑟夫·沃頓、賀拉斯·沃波爾等人撰文稱許，並向社會大眾推薦。他的老友休謨來信道賀，譽為“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別提出警告：“我拜讀大作，擔心敘述早期教會之最後兩章，會引起軒然大波，期能妥善自處，帶來困擾和疑慮已不可免，恐怕會引起更多謠言和煩惱。”果如休謨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維斯和約瑟夫·米爾納等人大力抨擊，指責的重點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來無信仰者對教會惡意攻擊的模式，嘩眾取寵，了無新意；二是別具用心，選用不實資料，篡改歷史文獻，喪失公正的學術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