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西部海上增援的勝利和穆罕默德的應對策略(1453 A.D.)

基督教的君王雖然個性慷慨，但采取的行動不僅冷淡而且遲緩。君士坦丁最早考慮城市會被圍攻時，就與愛琴海各島嶼、摩裏亞和西西裏，談判最為重要的補給品供應問題。要不是一直刮著凜冽的北風[231]，5艘[232]滿載商品和戰爭裝備的大型船只，早在4月初就從開俄斯島的港口開過來了。一艘船掛著帝國的旗幟，其余4艘屬於熱那亞所有，裝滿小麥、大麥、酒類、食油和蔬菜，更為重要的是前來首都作戰的士兵和水手。經過耗時長久的耽擱之後，開始是微風拂面，到了次日變成強勁的南風，將這些船只吹過赫勒斯滂海峽和普羅蓬提斯海。城市無論是從海上還是陸地都被包圍，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入口處，土耳其的艦隊在兩岸之間拉開排成新月形陣式，用來攔截或阻擋這支大膽的援軍。讀者要是能在腦海中浮現出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圖，就會感受到激動的心情，贊譽極其壯觀的偉大場面。5艘基督徒的大船，在一片歡呼聲中帆槳並用，對著敵人有300艘船只的艦隊，全速直接沖撞過去。無論是防壁上面還是營地裏面以及歐亞兩洲的海岸邊上，全都擠滿無數的觀眾，焦急等待這重大救援行動的最後結局。任何人一開始看到這種狀況根本不會產生懷疑，無論用什麽標準來衡量都是穆斯林占有優勢，只要海面風平浪靜，他們憑著數量和勇氣就一定穩操勝券。但是他們的水師在倉促之間建立，存有很多的缺陷，主要出於蘇丹的意願而非人民的智慧。土耳其人處於成功的巔峰，一直認為真主將陸地交給他們，海洋留給不走正道的人，一連串的海戰失利和迅速改變的局勢，證明這種謙虛的表白非常吻合事實。他們艦隊除了18艘戰船具備作戰能力以外，其余的組成部分都是沒有風帆的小船，不僅粗制濫造而且配備不全，上面擠滿部隊也沒有安裝火炮。而且，高昂的士氣取決於實力所帶來的信心，面對新的作戰環境即使最勇敢的新軍也會膽戰心驚。

5艘堅固而龐大的船只組成基督徒的分遣支隊，船長和舵手的技術熟練，其余人員都是意大利和希臘的資深老手，他們的作戰經驗豐富，久經海上風浪的磨煉。船只的重量可以撞沉或沖散那些微不足道的障礙；他們的炮火橫掃海面；他們將液體的火焰直接灑在企圖靠近直接登船的敵人頭上。對於這群本領高強的航海者而言，愈是猛烈的風浪愈為有利。在這場激戰中，幾乎快要落敗的皇家船只獲得熱那亞人的救援，土耳其人在遠距離的攻擊和近接戰鬥中，兩次都被擊退而且損失慘重。穆罕默德二世騎著馬到達岸邊，用大聲的喊叫和親臨戰場來激勵士氣，他許諾給予獎賞，甚至用令人感到畏懼的懲罰，要部隊再次發起攻擊。無論是心靈的激情還是身體的姿勢[233]，他看起來像是在仿效戰鬥人員的動作，仿佛他成為自然的主宰，明知不能發揮作用也會毫無所懼縱馬沖進海中。他的高聲譴責和營地裏喧囂的吼叫，逼得奧斯曼人發動第三次的攻擊，比起前面兩次更為兇狠和血腥。

盡管我並不相信但仍然要重述法蘭紮的證言，他從對方口裏聽來的說法是：在這一天的大屠殺中，土耳其的損失是1.2萬人。他們在混亂中逃到歐洲和亞洲的海岸，基督徒的分遣支隊卻得意揚揚毫無損傷地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在港口的鐵鏈之內安全下錨。他們對勝利充滿信心，吹噓土耳其人已經屈服在他們的武力之下。那位水師提督身為土耳其的高級將領，從眼睛受傷的劇痛中獲得一些好處，也就是可以把作戰的失敗歸於這樣的意外。巴爾薩·奧格利是保加利亞王室的叛徒，在軍事方面建立的聲譽，為令人厭惡的貪婪惡習所汙染。在君主或人民的專制政體之下，戰爭的失利足以構成犯罪的證據，穆罕默德二世極為不滿，剝奪他的階級和一切職務。當著君王的面，這位水師提督被4名奴隸按倒在地，用金棍痛擊了100杖；[234]原來已經判處死刑，他要感激蘇丹的寬宏大量，最後處以籍沒和流放的懲罰。這批補給品的到達使希臘人恢復希望，開始指責西方盟國的按兵不動；然而過去在安納托利亞的沙漠和巴勒斯坦的山巖下面，數以百萬的十字軍人員毫無怨尤地犧牲性命。這座帝國的首都對敵人而言，形勢險要有如金城湯池，卻便於友軍的進入和支援。濱海的城邦有合理和適當的軍備，原本可以保住殘留的羅馬名聲，能夠在奧斯曼帝國的心腹地區維持一座基督徒的城堡。然而這些就是為解救君士坦丁堡進行的唯一一次軟弱無力的努力：相隔遙遠的國家根本不了解即將到來的危險；匈牙利也可以說是哈尼阿德斯的使臣，一直住在土耳其的營地裏面，不僅讓蘇丹不必對他們存有戒心，還可以對他的作戰行動提供意見。[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