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東、西兩個帝國的事務和教皇選舉的權責(800—1060 A.D.)

查理曼的皇室尊嚴以不同的方式向著東方宣告，他並沒有把希臘皇帝看成父執輩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這種平等而又親密的稱呼。查理曼或許想成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談話中表達出和平與友誼，並且可能隱藏著一樁與那位公主的聯姻協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經拋棄了作為母親的神聖責任。兩個帝國相距遙遠而又無法融洽相處，這樣的聯合到底真實狀況如何，能夠延續多少時間，可能發生何種後果，都無法加以臆測。拉丁人始終保持著沉默倒是讓我們感到可疑，也許是艾琳的敵人杜撰出這類的傳聞，用來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將教會和國家出賣給西部的外國人士。[84]法蘭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魯斯陰謀事件的旁觀者，幾乎成為舉國同仇敵愾的受害人。

古代羅馬的叛國背逆和褻瀆神聖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諺語“法蘭克人是好朋友和壞鄰居”。然而這種做法很危險，會刺激鄰人采取報復的行動，進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亞大教堂來舉行皇家加冕大典。經過一段迂回而又漫長的辛苦行程之後，尼西弗魯斯的使臣到達位於薩拉河岸的營地。查理曼在一個弗朗科尼亞的村莊，擺出盛大的排場來打擊拜占庭皇宮的虛榮，至少也要給他一個下馬威。[85]希臘人被連續引進四個接見的大廳：在第一個大廳有位衣著華麗的貴人高坐在上，他們正要俯下身體行跪拜禮時，他告訴他們說他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馬廄的管理人。類似的誤會和答話在幾個房間裏重復進行，陸續出現內廷伯爵、皇宮管事和寢宮總管。使臣越來越無奈，越來越焦急，一直到覲見廳的門打開，他們看到真正的國君坐在寶座上面，到處擺滿來自外國的奢侈品，平日他對這些東西極為藐視。四周圍繞著獲得勝利的軍事首長，這些人受到他的寵愛和尊敬。

兩個帝國簽訂和平與聯盟的條約，劃定東部和西部的國境，以目前主權所及的地區為準。不過希臘人很快忘記了這種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僅僅記得要去恨那些勒索過他們的蠻族。基於短暫的聯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權力，他們用極為推崇的禮節向神聖的查理曼致敬，用羅馬皇帝的稱號向他歡呼。等他那虔誠的兒子繼位後就失去了這種待遇，拜占庭的書信是如此稱呼：“致國王或自稱為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權力和美德都已經絕滅以後，他們剝奪劉易斯二世世襲的頭銜，使用蠻族對國王的稱呼，等於將他貶低到拉丁的諸侯這個階層。從劉易斯二世的答復中[86]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淵博的學識從神聖和世俗的歷史中提出證明，“國王”這個稱號和希臘的“皇帝”是同義詞。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頭銜被賦予專屬而至高的意義，他的權力來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羅馬皇帝的榮譽。奧托統治時也發生了同樣的爭論，他們的使臣生動地描述了拜占庭宮廷的傲慢無禮。[87]希臘人樂於藐視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的貧窮無知，在他們最後面臨衰亡之際，拒絕讓日耳曼國王濫用羅馬皇帝的頭銜。

身為皇帝在教皇的選舉中，繼續運用他們得之於哥特和希臘君王的權力，羅馬教會的世俗產業和宗教審判更增加了這種特權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貴族政體中，教士的主要成員仍然組成了一個元老院，協助主教進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補主教的空缺。羅馬劃分為28個牧區，每個牧區有一位紅衣教士或長老負責治理，無論這個頭銜的來源是多麽普通和謙恭，他們還是渴望與登基的國王一爭高下。他們的數量通過7位最重要醫院的輔祭，7位拉特蘭宮的內廷審判長，還有教堂的顯要人物的聯合而得到增長。教會的元老院接受羅馬行省7位紅衣主教的指導，他們每周都要到拉特蘭宮去處理事務，留在城郊的奧斯蒂亞、波爾圖、維利特裏、塔斯庫盧姆、普拉內斯特、蒂伯爾和薩賓等教區的時間較少。同時他們要分享教廷的榮譽和權威，教皇一旦逝世，這些主教就推薦一位繼承人給紅衣主教團去投票選舉[88]，產生的結果經由羅馬民眾的歡呼或叫囂來批準或拒絕。

然而這樣的選舉過程仍舊會出現問題，因為要等到教會的擁護者皇帝親自表示認可和同意，否則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職。皇家委員會立即審核選舉程序的形式和權限，不可或缺的事項是要先詳細審查候選人的資格，然後他才能接受他們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贈不斷充實聖彼得的產業。在經常發生教派分裂的狀況下，敵對一方的權利要求會屈從於皇帝的裁決，他在主教的宗教會議中，審訊、宣判和懲處一個犯罪教皇的罪行。奧托一世將一項協定強加於元老院和人民，保證他們提出的候選人能為國君所接受。[89]他的繼承人期待或阻撓他們的選擇，他們將羅馬的聖職賜給他們的秘書和教師，有點像在科隆或班貝格主教轄區的做法，不論一位法蘭克人或撒克遜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績，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證實受到外國勢力的幹涉。這些特權行為大部分被全民選舉的缺陷免除。如果競爭者受到紅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於群眾的熱情或貪婪，梵蒂岡和拉特蘭都沾染著受害者的鮮血。那些最有權勢的元老院議員，像是托斯卡納的侯爵和塔斯庫盧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長期而可恥的奴役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