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耳曼人大遷移及拉達蓋蘇斯的入寇(405—406 A.D.)

中國人和羅馬人都擁有廣闊的疆域，雙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絕，穿越這段未知的區域，就像通過伏爾加河來到維斯圖拉河一樣，很多重大事件在這一過程中不是中斷就是湮滅。然而從蠻族的習性以及成功遷移的經驗，明顯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歐根人的武力壓迫，他們在氣焰高漲的勝利者出現後，很快向後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區都被他們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倉促逃往富饒的平原，維斯杜拉河在這片土地上緩緩流進波羅的海，他們來到此地後，馬上展開了勇敢的攻擊。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區提高警覺，變得騷動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離，對日耳曼的國境帶來相當大的壓力。[229]這地區的居民(古時候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決定把森林和沼澤留給薩爾馬提亞的難民，或至少讓他們過多的人口流入羅馬帝國各行省。[230]

勝利的社侖使用“哲歐根人的可汗”這個頭銜後又過了4年，另一個蠻族——傲慢的羅多迦斯特，也稱拉達蓋蘇斯[231]，從日耳曼北邊一直前進，幾乎抵達羅馬的城門，留下的殘余軍隊終於摧毀西羅馬帝國。這支龐大的隊伍以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實力；阿蘭人在他們新的居留地獲得了友善接待，就將行動快速的騎兵部隊，用來加強日耳曼重裝步兵的戰力；而哥特人的冒險分子全都熱情投效到拉達蓋蘇斯的麾下，有些史學家稱他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貴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跡有別於一般庶民，威風凜凜地擔任前鋒部隊。[232]整個群體不少於20萬作戰人員，再加上婦女、孩童和奴隸，總人數可能達到40萬之眾，勢不可當的遷移行動從波羅的海海岸出發。就像當年共和國威名最盛的時代，數以萬計的辛布裏人和條頓人從此地傾巢而出，前去侵襲羅馬和意大利。這些蠻族離開故土後，只留下顯示出他們偉大的遺跡，諸如連綿不絕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經過很多年代後，此地成了範圍廣闊的可怕荒涼之域，一直到在後代子孫的權力下建立起了名聲，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曠的土地。如果歐洲的政府無法保護國土和財產的話，而已經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沒有能力耕種，那麽很快就會得到勤勞而貧窮的鄰國給予的協助。

國家之間的聯系和溝通，在那個時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納宮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區正發生重大變革，直到在波羅的海形成的烏雲，蔓延到上多瑙河兩岸響起震耳的雷聲。要是西部的皇帝聽到大臣帶來危險即將到來的信息，那麽他也寧可做一個戰爭的旁觀者享受休閑的生活，任這些蠻族自相殘殺並為之暗地裏慶幸不已。羅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謀和武力，但帝國已處於實力虛弱和民窮財盡的狀況，無力重建多瑙河防務，無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233]霍諾留那位警覺性極高的大臣，迫於時勢只能將防禦的重點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棄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隊。同時他想盡辦法征募新兵，雖然對避戰的懲罰極為嚴厲，但兵士還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來逮捕或引誘逃兵，對於願意從軍的奴隸答應給予他們自由以及兩個金幣的獎賞。[234]他費盡千辛萬苦總算從龐大帝國的臣民中，組成一支有三四萬人的軍隊。想當年在西庇阿和卡米盧斯的時代，光是羅馬地區有自由權的公民就可以輕松提供這一數量的兵員。[235]斯提利科的30個軍團還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蠻族協防軍，阿蘭人以個人身份加入服役，還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隊，他們都在本國君主胡爾丁和薩魯斯的領導之下，基於利益和仇恨反對拉達蓋蘇斯的野心。

日耳曼人的共主拉達蓋蘇斯勢如破竹(406 A.D.)，越過阿爾卑斯山、波河和亞平寧山的天險。他的左側是霍諾留那難以進入的皇宮，被遺忘在拉文納的沼澤之中；另一邊是斯提利科的營地，大本營設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維亞，看來在距離遙遠的軍隊集結完畢之前，是不會與日耳曼人進行決戰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毀，拉達蓋蘇斯圍攻佛羅倫薩，[236]在這個知名共和國歷史上，這座城市還是初次發生這樣的大事件。市民靠著堅定的毅力加上蠻族缺乏攻城的技術，不僅使敵人無法得逞，也暫時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在敵軍接近到180英裏時感到戰栗不已，很急切地拿過去曾經逃過的危險與如今岌岌可危的處境做比較。

阿拉裏克是一個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領的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且明了戰爭的法則，尊敬條約的神聖性，無論是在營地或在教堂，都會與帝國的臣民進行親切的交談；反之，野蠻的拉達蓋蘇斯對南方文明國家的習俗、宗教甚至語言都極為陌生，信仰的殘酷激怒了他兇狠的脾氣。一般認為他受到嚴正誓言的束縛，要把城市化為一堆瓦礫和塵土，要將最有名望的羅馬元老院議員當作犧牲，用他們的血塗滿祭壇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眾的危險之處在於，當國內災禍產生時，往往展現出宗教派系無可救藥的瘋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壓迫的信徒，尊敬這位虔誠異教徒的作風。雖然他是羅馬不共戴天的仇敵，但他們大聲宣稱，比起拉達蓋蘇斯的武力更關心他所選定的犧牲，在私下暗自高興國家遭逢災難，可以用來指責基督徒對手的信仰。[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