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士坦丁對宗教爭論所持的態度和看法(324—337 A.D.)

君士坦丁及其子統治期間，神學爭端使基督教教會的和平受到幹擾，上文已簡略說明爭端產生和發展的經過及變革。但皇帝總試圖將宗教信仰甚至臣民的生命和財產置於自己的專制控制下，他做出的決定對宗教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神王的特權也得由人君的內閣來制定、變更或修正。

蔓延到東部各行省的宗教爭端，造成的不良風氣妨礙了君士坦丁的常勝局面。皇帝有一段時間抱著冷靜的從容態度，旁觀雙方的爭執。他給各不相讓的亞歷山大和阿裏烏斯雙方寫了一封語氣溫和的書信(324 A.D.)。這完全可歸之於軍人政治家的天真意識，並非任何一位宗教顧問的出謀劃策。他認為整個爭端的起因是主教很愚蠢地提出一個非常難以理解而又微妙到無關緊要的法律問題，而那些長老又自不量力地草率做出解釋。他為此事感到嘆息，共有同一個上帝、宗教和禮拜儀式的基督徒，沒理由為一點意見的不同看法而分裂。他用非常嚴肅的態度勸導亞歷山大裏亞的教士，要效法希臘哲學家的精神，爭論絕不喪失理性，就是各持己見也不致損害彼此友情。若民眾的情緒不是那麽猛烈急躁，君士坦丁處於宗教鬥爭的狂熱之中，能保持平靜和清醒的心靈，那麽君主的冷漠和厭惡，可能就是將爭吵壓制下去最有效的辦法。

但負責教會事務的大臣極力要行政官員保持公正，反而激起了長老的宗教熱情。君士坦丁為自己的雕像受到侮辱而怒火沖天，對日益擴大的暴亂行為，無論規模大小或真假，都感到驚愕。從他把300名主教召到皇宮集會起，就等於是已喪失和平解決的希望(325 A.D.)。君主的在場使辯論變得更為重要，注意聆聽只會使爭論更復雜。君王面對問題表現得很有耐性，這更加激發了爭論各方的勇氣。盡管君士坦丁的口才和智慧被普遍贊揚，但一位羅馬將領自己的宗教信仰尚屬可疑，對這方面的問題也未經過研究，更談不上心得和成果。用希臘語討論形而上學問題或宗教信仰問題，他恐怕不具有此資格。但主持過尼西亞大公會議的奧修斯是皇帝的親信，他盡力使皇帝傾向正統教派。他只要適時地暗示，不久前擁護尼科米底亞暴君的歐西比烏斯，[375]此刻卻在包庇異端分子，可能會使皇帝馬上對反對派怒不可遏。尼西亞信條已得到君士坦丁批準，他明確地宣稱，凡是反對這次宗教大會神聖決定的人，都會受到放逐處分，立即消除反對派微弱的怨言。原來持反對意見的主教，轉瞬間從17人減到2人。愷撒裏亞的歐西比烏斯對“本體同一”的論點，用含糊的語氣勉強表示同意。[376]尼科米底亞的歐西比烏斯抱著遲疑的態度，只不過使遭受貶斥和流放的時間推遲約三個月。褻瀆神聖的阿裏烏斯被放逐到伊利裏亞最遙遠的行省，他本人和門徒全按照法律被扣上波菲利派的惡名，著作被明令焚毀，凡是私自收藏的人員，一經發現定處以極刑。至此，皇帝受到宗派紛爭的精神感染，他的詔書表示出惱怒和譏諷的語氣，目的是要在臣民的心中激起對基督教敵人的痛恨。

皇帝的行為看來像是一時沖動，他的決定並無任何指導原則。尼西亞大公會議過後不到三年，他又開始對被打壓的教派表示同情，甚至於表現出包庇的樣子，主要是那個教派在暗中受到他喜愛的妹妹的保護。撤銷放逐令以後，歐西比烏斯重新獲得君士坦丁的賞識，官復原職，仍舊登上原來被屈辱趕下台的主教寶座。阿裏烏斯像個在宮廷中遭受迫害的清白無辜的人，獲得應有的尊敬，他的宗教信念得到耶路撒冷宗教會議的承認。皇帝急著要規正處理不公的過失，竟發布了一道旨意非常清楚的命令，要把他隆重迎回君士坦丁堡的正統基督教會。然而就在確定了阿裏烏斯勝利歸來的日子後，他卻離開人世。人們不免想到這一離奇而可怕的暴斃，是正統派的聖徒使得他們的教會能夠擺脫勢力強大敵人的控制，而且聖徒在這方面的貢獻，已經超過信徒禱告所提出的要求。[377]

教會的三位主要領導人：亞歷山大裏亞的阿塔納修斯、安條克的優斯塔修斯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保羅，都因各種不同的指控經幾次會議的判決而被免職。後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在臨終前不久，由阿裏烏斯派主教護持，在尼科米底亞接受洗禮，因此被放逐到遙遠的行省。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府，無法規避輕率或軟弱的指責。但是，這位輕易聽信於人的君主，並不熟悉宗教戰爭方面的策略，可能只是聽到持異端邪說的派別講得頭頭是道，被他們謙恭的言辭和懺悔的行為所欺騙，事實上他對這些人的思想從來沒有真正理解。而且在他盡力保護阿裏烏斯，迫害阿塔納修斯時，仍然認為尼西亞大公會議是基督教信仰的城堡和君士坦丁王朝的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