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頒布《米蘭詔書》的始末和主要內涵(313 A.D.)

征服意大利約五個月以後，羅馬皇帝頒布了著名的《米蘭詔書》(公元313年3月)，莊嚴而明確地宣示他的旨意，恢復正統基督教會的和平。兩位西部君王在一次面對面會談中，君士坦丁的聰明才智和權勢地位都略勝一籌，他提出雙方聯合的要求，他的共治者李錫尼欣然同意。這兩位君王和政權所產生的力量，使震怒的馬克西米安不敢輕舉妄動。等到東部的暴君過世後，《米蘭詔書》就成了羅馬世界的基本法。基督徒被不公正剝奪的公民權利及信仰權利，在兩位英明的皇帝手裏全部得到恢復。法條明文規定，凡被沒收的禮拜場所和集會地點，都必須無條件、無代價地歸還給教會，更不得拖延時日。在發布這道嚴格命令的同時，皇帝還非常慷慨地承諾，要是願意用公平合理的價格購買回來，皇家的國庫將予以補償。這些有利於社會的規定，目的在於使宗教信仰能夠維護未來的平靜，運用廣泛平等的寬容原則作為基礎，然而這種平等會被後來的教派解釋為對他們有利和另眼相看的殊榮。兩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們給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員絕對的自由權利，來選擇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經篤信的，或認為對自己最有用的宗教。他們詳細解釋易於含混的詞語，排除各種例外情況，命令各行省總督對這份保護宗教自由的詔書，一定要按照規定要點，真實不虛地加以執行。他們不惜諄諄教誨，向臣民闡述頒布寬容基督教詔書的兩大原因：其一是出於維護萬民的和平幸福的善良意願；其二是經由這種作為，表達虔誠願望，能夠榮獲天上神明的恩寵。他們從自己的身上已經應驗神的恩惠和至德，相信天恩永遠保佑君王和萬民的繁榮昌盛。從這些模糊而粗糙的虔誠表現，我們可以推斷出三種彼此相異但並非不發生關聯的假設。首先，君士坦丁的信仰可能一直在異教和基督教之間徘徊；其次，根據多神教理由不充分但非常謹慎的說法，他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視為上天龐大統治集團眾多神明中的一員；再者，他可能抱定富有哲理的觀點，這種想法也許更能引人入勝，那就是盡管有眾多的神明、儀式和觀點存在，崇拜一個共同造物主和宇宙之父，有助於使所有教派和民族獲得統一。

君王對問題的探討受世俗利益的影響，總是多於對抽象理論的考慮。君士坦丁逐漸增加的愛好和傾向，基於他對基督教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對傳播福音可以指導個人及公眾的德性的信心。身為專制君主，他的作為可以毫無忌憚，他的情緒也可以唯我獨尊，但是有一點必然是與他利害相關的，那就是所有臣民必須遵守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然而，即使是最明智的法律，運用時也不夠周詳和穩定，很難發揮鼓勵善行的功能，有時也不能制止罪行的產生。單憑法律的力量對它所譴責的行為並不能完全加以阻止，對所禁止的行為也不一定能夠懲處，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擴大教育和輿論的影響作為輔助手段。但是曾一度為羅馬和斯巴達帶來活力和純潔的各種原則，在漫長的時間裏隨著帝國的專制和衰敗而消失殆盡。

盡管哲學仍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支配人類思想的力量，但異教的迷信鼓勵人們行善的影響力卻極其微弱。處於這種令人失望的情況下，睿智的統治者很高興見到這樣一種宗教的茁壯成長，它在人民中間傳播純良、仁愛和遍及世界的道德體系，適合各種行業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同時那種被人們尊為上帝的教誨和意志，被永恒的善惡均有報應的說法更加強化了。希臘和羅馬的歷史經驗都不能告訴世人，神啟的觀念在推動並改革國家體制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君士坦丁聽到拉克坦提烏斯恭維而又極富哲理的言論，也許會產生信服的心理。這位雄辯的護教家不僅堅定相信並敢於大膽斷定：崇信基督教將重現羅馬原始時期的純真與美好；真誠信仰上帝對起源於共同祖先的人們，可以消除他們之間的戰亂和糾紛；福音的真理會遏制人們所有的邪念、敵意和私心；一個民族廣泛受到真理和虔誠、平等和溫順、和諧和博愛的激勵，統治者就不必用武力來維持正義。

在君王的極權統治甚至壓迫之下，依然主張服從和無條件依順的福音精神，必然會被享有絕對權威的君王視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徒建立政權管理制度的基本思想，並非基於人民的意願，而是出自上天的意旨。掌握統治大權的皇帝，盡管采取叛逆和謀殺的手段篡奪寶座，後來卻急著打出君權神授的旗號。這樣，他濫用權力的行為就只對上帝負責，臣民卻被效忠的誓言所束縛，對這樣踐踏自然及社會法則的暴君，也甘心情願接受他的統治。謙卑的基督徒來到這個世界，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即使為了保衛宗教，也無權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暫人生中，為虛名私利所引起的爭端殺戮同類，更被視為莫大的罪惡。基督徒在公元開始的頭三個世紀中，表現出了耶穌門徒逆來順受的忠誠，那是早在尼祿時代就宣揚的教義，不涉及陰謀叛逆和公開暴動的罪惡，保持純潔和清白的生活。即使受到殘酷的迫害，他們也未曾想要與暴君在戰場決一勝負，或憤然遷移到世界遙遠的角落。後來那些敢於爭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法蘭西、日耳曼和不列顛的新教徒，被稱為改革派，因與原始基督徒混為一談，而自認受到侮辱。其實，我們應該推崇而不是指責祖先的進步思想和精神，他們相信，宗教不能消除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也許我們應把原始教會的堅忍既看作一個弱點，也視為一種美德。必然有一派毫無戰鬥力的平民，沒有首領、武器和防禦工事，在羅馬軍團的統帥面前進行沒有效果的反抗，而自取滅亡了。然而這些基督徒祈求戴克裏先息怒，或懇請君士坦丁開恩時，卻可有理有據地提出他們信守順從和馴服的原則，在過去的3個世紀裏，他們的作為也都是符合這個原則的。他們甚至會進一步表示，若皇帝周圍的臣民信奉基督教義，全都學會忍辱和順從，帝王的寶座就會建立牢固而恒久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