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財產估值詔書的運用和繳納貢金的原則(330—334 A.D.)

上述弊端不論多嚴重，都只限於少數羅馬臣民，他們無論是因先天繼承還是個人機運而獲得財富，勢必都會引起君王忌妒，所處情況雖危險，但因能獲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幹補償。數百萬升鬥小民，對君王的畏懼並非在於其暴虐而是貪婪，他們無法過與世無爭的生活，因為稅賦太重；有錢的財主還能忍受，但貧窮階級根本無力負擔。一位有見識的哲學家，他認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決於政府征稅的原則和手段。同時他不諱斷言，按照自然界的不變法則，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負擔的稅賦就會增加，反之，處於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稅賦就會成比例地減少。但這種論調，像是無視於專制政體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和災難，至少我們可以用羅馬帝國的歷史加以駁斥，在位的君王不僅剝奪元老院的權勢，同時還搜刮行省的財富。商品的各種關稅和消費稅都沒有廢止，在難以覺察的狀況下，全轉嫁到買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後續各帝的稅收政策，采用簡單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專制政府的精神。

財產估值詔書[123]的源起是為了能正常地征收羅馬人的貢金[124]，後來成為中古世紀編年史的主要參考資料。皇帝用紫色墨水親自簽署這份極為重要的詔書，在9月1日前兩個月，頒發給每個行政區的主要城市。“財產估值”這個詞，要是用很簡單的概念來表示，就是依據預先推算出來的貢金數額，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內繳納。一般估算的供應量，繳交的比例要視實際需要和預判需求的狀況而定，但經常是支出超過稅收，或者是稅收在經過計算以後發現有短缺的現象，就在超量財產估值的名義下增稅，強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稅這一行使統治權最重要的功能，交給禁衛軍統領來執行，在某些狀況下，禁衛軍統領會用這些稅收來供應公共服務的緊急需要，或是預作準備。這些法規(有很詳盡而且錯綜復雜的細節部分，要加以追述實是過於冗長)的執行，主要分為兩個步驟：根據征收對象的構成決定應收的額度，也就是對羅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個人，進行賦稅的評估；接收個人、城市和行省分別呈繳的額度，累積起來解交皇家金庫。但是由於君主與臣民的賬目不斷地被分開，以及先前預計的稅額隨著需求的改變而不斷更新，龐大的財政機器在同樣理由的推動下，年復一年地發生變革。

稅收對行政部門而言，極為緊要也特別受重視，需要行政長官和行省的代表發揮最大智慧去執行。然而一群下級官員卻忙著爭權奪利，有的後台是帝國的財務大臣，有的是行省總督派出的人員，由於管轄權很復雜，難免引起派系之間的沖突，為了奪取魚肉人民的肥缺，雙方經常發生爭執。工作勤奮的官員只會引起嫉妒和責怪，他們把費用和危險全部強加在“裏長”的身上，這些人構成城市地方團體的主幹，皇家法規有嚴厲的條文，責成他們讓民間社區承受應有的負擔。[125]帝國全部的地產(不包括國君的世襲產業)都是征稅的項目，每位新購買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納稅義務。一次精確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說是土地測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它能求出適當的比值，以確定每位公民對公共服務所應盡的責任。經由廣為人知的財產估值期限，我們有理由相信像這樣一個困難而又費錢的作業重復一次的周期是15年。行省派出測量官來丈量土地，有關土地的性質，無論是耕種農地還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園還是樹林，都要很仔細地加以記錄，要按照5年的平均產值來估算它的價格。報告裏把奴隸和牛只的數目被視為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據以宣誓，保證一切都真實無虛。經過嚴格的檢查，如果發現有偽造作假或試圖規避執法人員的意圖，都被當成重刑犯予以處罰，而且是叛逆和褻瀆雙重罪行。

貢金大多用貨幣支付，帝國流通的幣值中依法只接受黃金，其余稅款由每年的財產估值詔書決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應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難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質和產品，各種項目像葡萄酒或油、谷物或大麥、木材或生鐵，省民用勞力或費用支付，運送到皇家倉庫，根據宮廷、軍隊、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兩大都城的使用狀況，再加以分配。財稅委員經常要辦理大宗采購，嚴禁他們進行任何賠償行為，不得接受與征收與實物同價格的金錢。初期小社區的環境很單純，可用這種方式征集人民自動奉獻的物品，但一旦處於操控極度嚴苛的狀況下，就有可回旋的余地。在一個貪汙腐化和絕對專制的君主政體中，高壓權力和欺騙技巧永遠在鬥法。[126]羅馬行省的農業已逐漸凋敝，在君主專制的過程中，國家的宗旨趨向於背離“以農立國”的原則，使臣民失去支付現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著清除債務和減免貢金來贏取民心。坎帕尼亞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羅馬在此贏得最早的勝利，也是權貴退休後養老之處。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劃分，在大海和亞平寧山脈之間，從台伯河延伸到錫拉魯斯河的區域，在君士坦丁死後60年內，實際測量出有33萬英畝土地因荒廢和棄耕而獲免稅，幾乎占行省總面積的八分之一。此時尚無蠻族蹤跡，但這種令人驚異的荒蕪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記有案，這要歸因於皇帝的施政作為。[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