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張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場（第6/7頁）

第二個原因是，此人曾經不顧個人安危沖進大火之中，將嘉靖皇帝背出險境，從此，官運亨通，一直官居錦衣衛都指揮，相當於當時帝國的憲兵總司令。

從陸炳一生行狀上判斷，該人似乎是個好事壞事都摻和著幹過一些、但以幹壞事為主的人物，雖算不上大奸大惡，卻也難稱好人。

趙文華則據說是嚴嵩三十幾個幹兒子中最受喜愛的一個。從歷史記載上看，此人行事卑汙不堪，口碑壞極。當時，他官居工部右侍郎，相當於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設部副部長。他認為李默意在腹誹皇帝朝政，以漢武帝、唐憲宗的窮兵黷武，導致在歷史上名聲很糟來譏諷皇帝出兵平倭。

“腹誹”是我們帝國一個特有的罪名，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之最。其含義是“在肚子裏罵人”。此時，嘉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對“晚業不終”這句話相當敏感，認定這個家夥是在辱罵自己，遂將李默下獄論死。

《大明律》中規定，有十大罪惡必判死刑而不赦，就是我們經常說到的所謂十惡不赦。這十大惡分別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這些罪名相當模糊寬泛，並沒有精確的定義。於是，皇帝下令，《大明律》中沒寫臣罵君之罪，可見自古沒有這等不忠不孝不義之事。今日有了，就要從重處置。於是，李默在獄中被拷掠——就是毒刑拷打致死。死時，雙腿腫脹變形，後背皮肉脫落，長滿膿瘡。陸炳沒能救得了他的老師，盡管他不是不想救。

由此可知，這種涉及帝王和聖賢之道的東西，稍一不慎，就可能成為致人於死地的利器。

於是，帝國讀書人的使命便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由寒窗苦讀，埋首窮經，來博取金榜題名，從而一鳴驚人，直上青雲。

一般說來，大凡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帝國官吏隊伍中的人，從發蒙，就是從認字開始，到進學，直到通過鄉試、會試，中了舉人、進士，他肯定是飽讀詩書、浸泡在四書五經中長大的；一定是裝了滿腦袋的“仁者愛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也不改其志”之類理想，從而期待著一鳴驚人，然後致君堯舜，名垂青史。

然而，如張居正一樣，來到京師，踏入官場之後，也許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發現，眼前的現實情形和以往聖賢的教導之間，頗有些大不同。那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實是很難有發揮天地的。自己想要致君堯舜的那些君，亦遠不如從前想象的那般莊嚴神聖。就如氣象萬千的紫禁城，遠遠望去，藍天麗日之下，紅墻黃瓦，何其輝煌。然走進來細細端詳，便失卻了許多神奇與聖潔。皇家的神聖，帝國的威儀畢竟有太多人為包裝的東西。遠遠地看那包裝了的東西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地參與了包裝然後再看，則是另一回事。倘若目睹了那些驚心動魄的真實過程，則其切膚之痛更何須多言？

以是之故，大凡從外省來到京城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個心理調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諸如四書五經、八股制義之類，便被謔稱為“敲門磚”，意為敲開官場之門後，便可以棄之如敝屣矣。

這種心理調適，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再學習的過程。其天差地別之處，誠如吳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學習，學習的是聖賢的著述，他們學會了滿口仁義道德；後一次學習，學習的則是官場與社會這本無字天書，他們大抵需要學習的是滿肚子厚顏無恥，乃至男盜女娼。實事求是地說，要想參透這本大書的種種曲折隱晦之處，有時確實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不難注意到，這兩次學習的截然斷裂甚至完全對立，是大明帝國生活的一個極為重要而顯著的特征。這種斷裂與對立，常常由於皇家某些不夠恰當的行為——如我們所不斷看到的那樣——而受到強化。從而構成了帝國悠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種心理結構為書呆子類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學習中已經完成了信念、信仰與人格塑造的人，在這個再學習的過程中，將會遭遇極大的痛苦。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完成這個再學習。因此，我們常常可以在帝國官場上，看到有些人以相當激烈的言辭與行動，表現他們憂國憂民的情懷。這使我們對於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可是，除了少數政治清明的時代之外，一般來說，這樣的人在帝國官場之上並不特別受歡迎，或者毋寧說，在大多數時代，這種人在帝國官場上特別不受歡迎。哪怕他們做的和聖賢的教導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表現經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脅，同時，勢必使帝王顯得愚蠢。因此，在中國多數時代的史料中，時常記載著這樣一些人：他們人品高尚正直，學問博大純粹，才幹卓越出眾，卻在官場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