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元璋執政：殺 殺 殺

另外兩個階層的事情就遠沒有如此簡單。

南北朝時期，一個出身門閥世族、奪了別人皇位的家夥曾經講，我當上皇帝，純粹是天命人願，關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當時門閥世族是政治舞台上決定性的力量。經過隋唐和五代十國，世俗地主及讀書人作為士大夫，逐步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中堅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則已經有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說法。以天下為己任，位卑未敢忘憂國成為文人士子們的普遍抱負或說辭。我們已經永遠無法知道這種說法會如何演變了。原因是它被一個力量所強力打斷：來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族鐵騎。

經過元朝的短暫插曲之後，到了朱元璋的時代，他所面對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門富戶、讀書人、帝國各級官吏所組成的這樣一支重要社會力量。

這支力量，時常被人們籠統地稱為官僚士紳階層——士大夫。

朱元璋對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極度復雜的。他們與農民不同。應該說，朱元璋對農民的所有作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這種感情，或者來自他自己的農民出身與經歷，或者是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樣，朱元璋深知推動帝國龐大國家機器轉動的能源，來自農民與社會底層人民的血汗。侵害他們就是侵害帝國——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門富戶與帝國官吏的過程中，我們則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說有感情的話，那也是一種深刻的戒備、憎惡與輕蔑。假如我們說朱元璋將農民釘死在土地上，使他們變成了生產與生殖機器的話，其間畢竟還能看到若幹溫情與保護的成分在。而對官吏士紳們，則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與驅使，全然如同對待工具與奴仆。但凡這些工具與奴仆令他感到不順手、不如意，或者感覺他們有可能成為分庭抗禮、威脅皇家利益的潛在力量時，隨之而來的必定是無情的誅殺。

推論起來，這種心態形成的原因相當復雜，但總體上應該不外乎如下因素：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經歷，譬如為埋葬父母親人苦苦乞求豪門富戶，應該足以在他心靈深處，對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種子。

其二，元帝國官吏的汙濁腐爛，綱紀墮落，其糟蹋百姓從而導致天下大亂、社稷傾覆，給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夠引起他對帝國官吏們的深刻防範、蔑視和以剛猛手段對付之。

其三，做遊方和尚時，對人情世態冷暖炎涼——“心滾滾乎沸湯”的體驗，爭奪天下時的你死我活、血肉橫飛、背叛、殺戮，別人對他與他對別人的種種陰謀，足以使他心如鐵石，並對人性深處時時可能被外界誘惑激活的醜惡與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對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禮、從而對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的高度敏感與警覺。

其五，經過掃蕩群雄拿下江山、極度莊嚴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無數文人武將士大夫三叩九拜熱烈贊頌、傳統文化一代代堅定而不容置疑的反復論證，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們堅信，他就是上天選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維護皇家利益就是維護上天和國家的利益，執行自己的意志就是執行上天和國家的意志。從而，在視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開國功臣時，不會感到心理上的負擔與歉疚。

其六，從現象上判斷，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後期，很有可能已經患上了相當嚴重的心理變態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與被迫害狂之類。此類變態的一個特點——恰如朱元璋那樣——可以高度理性地去執行那些殺人計劃。

事實上，士紳與官吏這兩個階層的確與農民不同，他們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被裝進麻袋裏的土豆。他們之間左右交錯上下勾連，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這種相互關系之中才能夠實現。因此，四兩撥千斤——將帝國國家公器的力量轉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就成為帝國官場常用長新的手段，從而，使他們變得能量極大。那些官官相護、官紳相護之類的形容，顯然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他們之間已經結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後來浮沉仕途許多年的徐階。這位享有廣泛正面名聲的帝國重臣，並非出身於大戶人家。但是，當他擔任了十數年相當於帝國副首相、首相的官職之後，其遠離帝國首都的家族，已經成為當地擁有六萬畝——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應該是四十萬畝——土地並橫行鄉裏的豪門大戶。由此導致了他與那位比他名聲還大的清官海瑞之間影響巨大的直接沖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國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機制，用來防止這種情形的出現，防止士紳變成土豪劣紳、官吏變成貪官汙吏。於是，這種情形自然形成了一個無法醫治的周期性頑疾，成為帝國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們心頭永久的痛與揮之不去的夢魘。因此，縱觀中國兩千多年歷史時，我們才能夠看到一個大體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大亂和改朝換代，都與豪門大戶、貪官汙吏大面積突破道德法紀底線的巧取豪奪、荼毒良善、貪婪兼並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