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湘軍援鄂

民國10年譚延闿去上海趙恒惕治湘後，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與川、滇、黔、粵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方面又與鄂贛兩省成立聯防條約。

北洋方面，湖北督軍王占元挾西南以示重於北京，他儼然以兩湖的重鎮自居。原來湖南湖北兩省之間，自有其密切關系在，湖北因為有漢陽兵工廠，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軍火，而湖南盛產的米谷也須經湖北出口，所以有其依存關鍵。至於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統率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直系大將吳佩孚主張武力統一，是反對湖南自治的，可是那時候他的主要敵人是奉系，因此沒有余力顧到對南方作戰，所以其策略是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自治局而來阻止孫中山北伐，加上吳個人因為駐軍衡陽，與湖南人和趙恒惕的友好關系，便對湘趙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關系。

湖南內部的問題使趙恒惕頭痛的是：湘軍擴充為兩個師十個旅後，兵多餉少，各師旅長便在防區內扣留稅款，把持用人行政。趙恒惕雖然提出裁兵和統一財政，各級軍官卻充耳不聞。趙與譚延闿之間的關系很微妙，譚去上海後，趙每年饋以生活費2萬元，且有數十通親筆信給譚，執禮甚恭，可是有人不斷在譚前講趙的壞話，譚開始是半信半疑，慢慢是將信將疑，最後則信以為真。這一來譚回湘的打算便日趨積極，使趙在長沙便有坐不安席之苦。還有趙和孫中山之間的關系也不融洽。對北伐的看法，趙認為孫中山太性急，而西南無可用之兵，如能閉關一年，在各省勤練軍隊，為全國之模範，一年後檢校軍隊，制定北伐計劃，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歸向，雖不揚言北伐，而一二年內必能北伐，孫中山認為趙的主張緩不濟急。而湖南反趙的程潛一系多投奔孫中山，使孫中山左右盡是不利趙的言論，這也是趙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孫曾派參軍呂超（四川人字漢群）至長沙辦理黨務，並以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各書贈趙，趙率文官廳長以上，武官旅長以上在省府同時宣誓入黨，師長宋鶴庚建議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誠擁護之意，獲得一致贊成，可是呂超傲慢無禮，使湖南自趙以下，全省文武官員均大感失望，趙遂將孫的宏著擱置一旁未予細讀。事隔很久，有人告趙，這兩部書是治國良策，趙始翻閱，嘆為觀止，可是已經過了許多時日。

自民國10年湘軍回湘，粵軍回粵，川軍治川後，對湖北是一個鼓勵，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軍人統治下，當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沒有軍隊，因此唯有求助於湖南。

10年春天，長沙來了一批湖北客人，為首的是蔣作賓、孔庚、李書城、何成浚等，他們是到湖南來作說客，請求借兵“援鄂”。他們說：援鄂不僅是急人之急難，而且對湖南自己也有好處。好處是：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區，不過自治需要推廣，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領武漢形勝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風起雲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第二，驅逐王占元後，湘軍兩師可以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這樣就可以減輕湖南當前財政的壓力。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在王占元，如果驅王後，湖南勢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制。末了，這些說客們還強調王占元的不堪一擊。就當時的形勢分析湘軍所占有利情勢，他們還肯定地說，只要湘軍發動援鄂，與湖北民軍裏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就可在一個星期之內占領武漢；同時也不必擔心直系的支援，因為王占元已失歡於直系，直系不會出兵相助，何況直系正和奉系明爭暗鬥，自然沒有余力過問湖北問題。

湖南人本來對湖北是有興趣的，所謂的大湖南主義就是包括兩湖。湖南有一句俗話說：“麻雀子飛不過洞庭湖”，設若有機會實現大湖南主義，湖南人自然樂意一試。加上湖南內部問題太多，擴軍後軍人也需要向外發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無事，因此湘省軍人大為所動，均主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

趙恒惕對於“援鄂”比較持審慎的看法，他有三種顧慮：（一）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幹涉；（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湖南這時已答應陳炯明的邀請，出兵桂林討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這兩方面已經費去不少兵力，無力“三管齊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