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

軍閥和革命事業中間距離是極大的，這可以從陳炯明身上證明，陳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粵軍，粵軍是孫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計爭來的，是以廣東省長公署警衛軍二十營為基礎，也可以說是孫一手造成的，孫自然認為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況粵軍困處粵閩邊境時，也是孫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陳炯明回粵趕走桂系。可是陳炯明回粵後，他便忘記了過去一切，他只知道粵軍是他個人的武力，廣東是他個人的地盤，對於孫和軍政府，認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釘，不僅不把孫中山、國民黨和軍政府放在眼中，而且還覺得是極大的累贅。

孫中山認為陳炯明把粵軍當作私人武力，廣東當做私人財產是錯誤的，粵軍應該是革命的軍隊，廣東應該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業不能偏安一隅，應該集中一切人力、財力和物力，從事北伐。

孫中山和陳炯明之間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響到粵軍內部也有革命的一派，和陳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粵軍共有兩軍，陳炯明以廣東總司令兼任第一軍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軍政府改組後，孫改任許崇智為國防第一軍軍長，另派黃大偉為國防第二軍軍長，這兩軍直接由軍政府直轄，不受廣東總司令的節制。至於陳炯明所指揮的粵軍第一軍，原轄第一師師長鄧鏗、第二師師長洪兆麟兩師，陳炯明又收編地方派軍人魏邦平為第三師師長。這三師完全是陳的私人武力，陳炯明這時兼任陸軍總長，可是他從不出席政務會議，只是用廣東總司令兼廣東省長名義發號施令，根本不理軍政府。

孫中山為了擴充革命武力，乃在廣東各地設立了不少的招兵機構，這些機構常被陳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孫為了削減陳炯明的實權，所以劃廣州為特別市，任命孫科為廣州特別市長，不受省長管轄。

這期間，孫中山的處境仍是很辛苦，過去南北戰爭，列強駐中國的外交團曾和中國的南北政府成立協定，提出關稅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軍政府，迨孫接收軍政府以後，外交團竟借口軍政府權力只及廣東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這筆撥款。

軍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曾屢次向駐粵領事團提出抗議，最後一次聲稱如果不履行協定，軍政府將接收海關以資報復，可是列強竟出動了大批炮艦駛白鵝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為徐世昌是總統名義，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廣州政府在國際上叫得響，因此孫中山忍無可忍，認為南方也必須成立一個名正言順的政府。

粵軍回粵後，蔣中正深感和陳炯明難於相處，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間，戴傳賢力勸，蔣出任艱钜，不應遠隱高蹈。蔣遂於1月27日動身，過上海赴廣州。2月6日抵達廣州。晉見了孫中山，孫把計劃北伐的打算和蔣商量，並要他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軍長許崇智、師長鄧鏗等共擬辦法。蔣認為北伐之前必先解決廣西問題，所以起草了援桂計劃，使用許崇智的部隊，詳細擬定前進及攻略目標種種。

在商討軍事行動時，粵軍尤其是陳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蔣和鄧鏗私交很好，可是發覺鄧鏗態度消極，每在會議席上，鄧因為是陳的直接部下，所以處處規避，而陳炯明則爭地、爭權、爭勢，只享權利，不肯盡義務。和陳炯明商量北伐，簡直是與虎謀皮。蔣在穗參加了三天的會議，結果是一無所得，會議席上意見又多，各據一詞，各執一是，根本不能協調。

2月4日蔣毅然離穗抵香港貽書給鄧鏗，書曰：

“……今日之局面，止兄任勞任怨之時，而非避嫌避難之日。……粵軍今日處於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積極進行，以謀發展，則三二月之後，大勢一變，必悔今日準備之不早，遷延之誤事也。目前粵軍唯一之方針，乃在從速援桂，向外發展，則內部之團結即可堅強，廣東之根據，即可鞏固。激進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遲緩一日，即增一日之損失，如果能迅速出發，雖擲數十百萬金之餉彈亦不足惜！奈何不計其大，而務其細，不謀其遠，而圖其近也？”

軍閥只計近利，只顧目前，陳炯明之於粵軍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粵軍原來戍守粵閩邊境，他並沒有奢想能夠回到廣州，迨回廣州後，一切都很舒適，自不願輕舉妄動，勞師遠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陳明炯都聽不進去，要他派兵、助餉、出械他都舍不得。其實如果陳炯明肯服從孫中山，使粵軍成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進而融湘軍、滇軍、川軍、黔軍、桂軍於一爐，則北伐統一的局面會早在民國10年前後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也要完全改變。可惜陳炯明計不及此。

當孫中山接收廣州的軍政府後，曾下令通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楊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將領多人，並擬乘勝進攻廣西，以消滅桂系的殘余力量，統一粵桂進而聯合西南。但是對廣西用兵勢必要取得陳炯明的支持，陳炯明則是一千個不肯。他當然不願意自己出馬，率軍攻桂，因為一離開廣東，就怕廣東為他人取得，這是得不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