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五四”愛國運動（第5/10頁）

東海當選後，一日約余及閏生（陸宗輿）吃午飯，勸我繼長交通，余仍堅辭，他問為何堅辭的理由？余謂武人反復無常，絕無主義可言，亦不知國家與團體為何事。余這幾年，費盡心力，借成巨款，結果一事無成，貽笑鄰邦，心灰意懶，無意再問政治。東海則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強，但既被舉，只得將就。聞財部國庫，還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萬元，且將盡矣。聞你與日本尚有二千萬借款之議，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續商此款，以爾我交誼，爾能幫合肥，何能置我於不顧？此事非爾莫辦。今日約閏生同來，以後凡事我們三人先交換意見。我擬任閏生以幣制總裁，交通財政兩部均未定人，任爾自擇。我還密告爾等，我將一反合肥之所為，擬南方談合，以謀統一。我與雲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聯系，和談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雲雲。我本重於情感之人，聽了東海懇談，論私誼，我與東海相識遠先於合肥。其時中外與論均反對武力統一政策，且聞南方中山大元帥制，已改為七總裁制，岑春煊為七總裁之一，且為有力之總裁。東海既變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動搖，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舉東海，本想以東海聲望團結北洋，再圖一舉。豈知東海就職後，即主張先禮後兵。其言曰，用兵已久，應稍事休息。南方派閥紛歧，主張不一，即與言和，未必能談得合攏，等那時再用武力，我方師出有名，必能獲各方擁護雲雲。言之成理，合肥亦無可如何，於是召集各省督軍，討論善後事宜，張作霖亦與焉，參戰督辦亦邀列席，國務員均列席。東海提出四項辦法：一停戰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後事宜，三應付外交，四整理財政幣制，與會者均贊成，於是下令停戰撤兵。國務總理錢能訓電勸南方撤兵回防，南方響應，遂議開南北和平會議，北方派朱啟鈐為總代表，南方派唐紹儀為總代表，在上海開會，豈知南方提出強硬議題，無可接受，此話很長，容後再敘。

先說東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說，現在既要與南方談和，亦非錢不辦。我聽說合肥與日本，尚有一筆二千萬日圓之借款商談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與日本續商此款，以應和談之需，務望你為我盡力雲雲。我既允就職，自應盡力而為，誰知後來招來之惡果，即種因於此。我之一生錯誤，即由於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東海與合肥之政爭，更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總長後，第一件事，即進行與日方商前議未定之借款。時西原已回國，日本寺內內閣已辭職，繼任內閣為原敬，原內閣標榜不幹涉中國內政，因寺內遭了幹涉中國內政之物議故也。余電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東海擬續商前議未定二千萬日金之借款，東海主張與南方商談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復。章公使復電西原以銀行對華借款，不感興趣，兩國內閣亦已改組，前議不願再商。余以此電回復東海，東海即親電章公使，謂就職伊始，需款孔殷，此款決不用於兵事，望切商復。章公使以銀行方面，無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後藤新平與東海有交誼（後藤曾任滿鐵總裁，東海時任東三省總督），遂商之後藤外相，謂東海若無此項借款，不能進行和平政策。經後藤斡旋，銀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萬元，惟要求以德國已失效的高徐順濟兩鐵路借款造路權作為擔保（該兩路本與德國有借款之約，因參戰失效）。余因該兩路與青島問題有關，恐將來開和會時有問題，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陳明東海。東海說該兩路借款權，德已放棄，移歸日本，在我看來同是外國，有何分別，即使和會議及我方亦站得住，囑即復電照允。余以總統既有此聲明，即提出國務會議，並報告經過。錢總理說，總統既有此說明，即請曹總長偏勞。遂電章公使告以總統已同意將路權擔保，請即商定。章使商定後，來電日本銀行不願到北京簽訂合同，余遂擬電委托章公使代表簽合同。因此項借款有關鐵路，遂攜電稿並原電到交通部，將原委告知譽虎（葉公綽時為交通次長），並示以原電。時已旁晚，即將電稿交趙秘書譯發，且告以此系密電，須親自譯發，原稿保存，遂即回家。豈知翌晨有八家報館和兩家通信社，用同樣文字，略改一二，將此事完全發表，並加以指摘。余大為詫異，因思此事除譽虎與秘書外，沒有第四人知道。譯電的秘書，非常謹慎，跟我多年，向不與報界往來，決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發表的文字，幾同一律，必是送稿無疑。事為合肥知道，電屬余到府邸，面詢經過，並問你的秘書是怎樣的人。我答這秘書跟我多年，小心謹慎，向管密件，從沒過失，且與外界很少來往，新聞界更談不到。合肥聽了即說，這明明是葉次長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負責。余覺得言重，遂說，容我再細查，也許我自己疏忽，應當自請處分。那知又錚當日以陸軍部命令，將八家新聞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軒然大波。後有記者到我家訪問，我含糊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