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一、馮國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戰派不斷地向馮國璋施壓力，皖系政客們放出一個空氣，說是如果馮堅持不下討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對付馮，不待新國會成立，即由臨時參議院通過議案，迎接黎元洪復任大總統。這個威脅相當有效，馮於是想出一個敷衍辦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難環境中，找出一條解除自己困難的辦法，企圖把南方的“全面討伐”壓縮為“局部討伐”，把主戰派對南方討伐的一股熱流引導向荊、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過他仍然不想采用“總統命令”，於1月9日以參陸辦公處奉大總統諭對前方軍隊發出電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論”。他采用這個方式，對南方也好交代，因為荊、襄自主軍本來不是屬於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隊，北軍進攻荊、襄只是剿匪行為而不是對南用兵。這一來也解決了王占元的困難。

馮又怕桂系誤會，所以通過陳光遠向桂系解釋，荊、襄問題是湖北內部問題，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釋：“局部討伐令決不會影響南北的和局。”

為了答復陸榮廷請岑春煊為南方議和總代表的電報，他拍電給岑春煊，邀請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問題。這是馮在主戰派壓力大增後的掙紮。

7年1月13日，主戰派倪嗣沖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樹錚的邀請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動下，16省區的軍閥聯名通電，反對“局部討伐”，堅持全面討伐。倪嗣沖、張懷芝、張敬堯聯名提出罷免李純。盧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純“調人”的責任。徐樹錚懂得利用倪嗣沖，讓倪到天津來火上加油。

李純成為段系攻擊馮系時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氣出在李純身上，李純一連發出三個電報請求辭職，他在最後一次電報中憤慨地說：“反復矛盾之所為，君子所恥；而進退出處之際，古人所難。二者不可得兼，則寧犧牲其所難，而決不容忍遷就以忘其所恥。既知任重力微，即當潔身遠行。並非避嫌負氣，不過行其所安。”

針對天津的16位主戰派通電，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繼堯，程璧光、伍廷芳、譚浩明、劉顯世、莫榮新、李烈鈞、程潛、黎天才、陳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聯名通電，對北京政府在發布停戰布告後又派出兩路征南軍司令，參陸辦公處發出進攻荊、襄的電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劉存厚擾亂四川，利用龍濟光擾亂廣東的種種挑釁行為，提出了嚴厲質問。陸榮廷在這電報中未曾列名。

馮國璋的局部討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輕，既讓主戰派出了一口氣，又讓西南方面沒有受到進攻，把戰爭局限在荊、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諒解，又不能滿足北方主戰派的要求。主戰派堅持必須以總統名義正式發布對西南的討伐令，不然他們就不管有沒有令都要討伐。並且宣布與北京政府脫離關系。

馮國璋身邊，王士珍一無主意，只是求去，也不願戰，又不敢和；新任陸軍總長段芝貴則在國務會議上催促即下討伐令。北京內外盛傳徐樹錚正部署要召奉軍入關，要在北京發動政變。馮面臨一個嚴重的抉擇，或是順從主戰派的意見，下討伐令；或是放棄總統。

1月14日，馮自己不出面，仍令參陸辦公處回答主戰派說：“各軍先行，戰令隨發。”並說討伐對象可以擴大到國民黨，第二路軍可以開到閩粵邊境作戰，但在湖南方面不要進兵，以待桂系自動取消自主。主戰派氣焰迫人，堅持“全面討伐”，要桂軍先退出湖南，同時堅持討伐令必須及時發布，馮答復說：“你們在湖南打了勝仗再下討伐令不遲。”主戰派說：“不先下討伐令，豈不是師出無名？”

於是皖系（主戰派）主張“先下令後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張“先出兵後下令”。大家在這問題上兜圈子，糾纏不清。

北洋軍於7年1月14日向荊、襄進攻。當時進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師吳佩孚部在東，南陽鎮守使吳慶桐部在北，分兩路進兵；荊州方面，吳光新部李炳之旅經長陽、百羊從西面進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師王懋賞在??江，第三混成旅盧金山部在監利從東面夾攻。

荊州自主軍無力抵抗，譚浩明在湖南坐視不救，且制止湘西民軍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吳光新軍輕而易舉地攻入荊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戰鬥，25日第三師第五旅旅長張學顏部攻入襄樊。

馮國璋接到攻克荊州的戰報，立即擬就幾道總統命令：

（一）恢復陸榮廷的兩廣巡閱使，龍濟光另候任用；（二）北軍從嶽州撤退，但南軍不得進駐；（三）桂軍從湖南撤退；（四）令譚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實行湘人治湘；（五）責成川、滇兩省當局協商解決滇軍駐川人數及駐兵地點。24日王士珍在國務會議上提出這命令正待討論，突然接到南軍進攻嶽州的急電，大為震動，乃把議案擱在一邊，匆忙偕閣員到總統府向馮請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