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李烈鈞湖口誓師

袁世凱不能和國民黨共存，可以說是先天就注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畢露，不過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國民黨的對立。

袁對他的大敵國民黨的處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離“亂黨”兩字，同時部署一切軍事計劃要鏟除國民黨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這時還是一個臨時大總統，由臨時大總統過渡到正式大總統，必須經由國會產生，而國內的多數黨卻正是國民黨，如果解散國民黨或者宣布國民黨為非法黨團，那麽國會便不足法定人數，正式總統也無法產生。北洋軍系的人主張由軍人共推袁為總統，以顯示軍人力量，袁沒有考慮走這一條路，因為時代不同了，現在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軍國。

對國民黨既然還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對於北京的國民黨員就比較客氣一點；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國民黨員，也比較有妥協性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袁授意北京總檢察廳票傳國民黨北京支部部長吳景濂到案，質問黃興是不是國民黨的領袖，如果黃的“逆叛”行為與國民黨有關，那麽國民黨就該負起“謀叛”的責任，如果黃的行為與國民黨無關，國民黨就該立刻開除黃興黨籍以明責任，限吳景濂三天內答復。吳景濂拿這個難題無法解決，很想召開一次北京支部大會來研究處理，可是時間太倉促，這時留京的國民黨員已傷透腦筋，拿這問題來談豈不是更頭痛。會議召開不及，三天限期轉眼即到，吳景濂沒有辦法，只好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他以個人名義在北京報紙上刊登一段啟事：“黃興除名一案，非經大會不能決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會，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罵黃興是搗亂領袖，其實黃在宋案後一直是主張委曲求全的，對宋案本身言，黃主張純以法律解決，求是非，講法理。對於袁政府的態度，黃鑒於外交嚴重，各國尚未承認民國，蒙藏風雲緊急，所以反對用武力對付袁。他的主張受到多數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國民黨對於解決糾紛的辦法是：“宋案責成法院，借款責成議會。”並擬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釗、汪兆銘等為調和專使前往北京。

袁免贛、皖、粵三省都督後，國民黨方面仍希望不致決裂，所以6月10日李烈鈞有蒸電報告袁政府“遵令免官”，並且通電將已經調動的部隊撤回原駐地點。6月16日胡漢民有銑電“請授赴藏方略”，並且解釋“宋案借款之爭，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範圍”。而柏文蔚早在調任令發表之前就表示要辭職。這一切並非國民黨施緩兵之計，實在因為國民黨的多數派還不打算對袁進行武裝抗爭，寧願解除自己的武裝力量，只求保存國民黨是一個合法政黨，在國會中占多數，所以遷就到底。

黃委曲求全終不能全。其實不獨黃主張如此，汪兆銘自歐回粵，亦主張國民黨可作在野黨。汪本內定為北上調和專使，因情勢改變而作罷，他的把兄袁克定曾有電給他：“別來經年，想見若渴，弟扶病北來省親，晳子雲兄將來，喜甚。惟遲行未至，伏枕悵望，尚冀早來，借慰病友。克定諫。”

在這紛擾的期間，還有一個醞釀，據說是日本在幕後策動的，就是要在南京另外組織一個政府，推舉岑春煊為總統。

民國2年7月28日熊希齡的通電，曾經揭破這個密謀：“報載四省獨立，有在寧設立政府，推舉岑西林為總統之謠。前南北議和時，犬養毅等於前年冬來華，運動南北分立，渠與希齡本屬舊交，屢至滬寓密告希齡，謂袁如得志，中國可危，不如勸孫、黃公推岑為總統與袁對抗，並要求希齡介紹往見。希齡與張謇、湯壽潛、莊思緘、趙鳳昌諸君與犬養毅接談數次，竭力反對。幸黃興當時力主和議，岑亦病辭不見，犬乃回國。去年春間再到上海，乃不與希齡接洽矣。此日本民黨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實在情形也。”

岑春煊在南京組府之說傳了一個時期，後因袁軍事力量直掃南方，因之沒有出現。岑、袁兩人在清時就有大隙，袁依賴奕劻，而岑則反對奕劻。宣統年間盛宣懷紅極一時，挾隆裕和載濤、載洵以自重，辛亥起義後，盛主張用岑，奕劻則主張起用袁，其後袁因緣時會，水到渠成，遂代清而為民國元首。岑去福建。福建之役，岑怨袁欺，大失所望，拂袖而去，袁又請岑繼黃興為粵漢路督辦。袁與南方決裂，督辦亦撤銷，袁、岑之間遂更成水火。岑在上海，據說孫、黃都去拜望他，他告訴訪客說：“別人都怕袁世凱，我是不怕他的，倒要和他較量一下。我本無意大總統，今既有現成的，就不妨試試看。”

袁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他的軍事目的當然並不止於撤換國民黨系的三省都督為已足，他要粉碎國民黨在各省的軍事力量和基礎，同時還借此鏟除所有非北洋系和袁系的軍事力量與政治力量，所以袁的最後目的是想達到武力統一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