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發後，袁大舉向南方用兵，並發出兩道通令（民國2年7月），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電：

“余以衰病余生，伏處已久，稍有田園之樂，自問已無事可為。此次出山，實緣事機危迫，不忍見人民陷於牛馬奴隸之域，故冒萬險，膺茲艱巨。受事以來，始終以尊重人道主義，及適合世界大勢為主旨，苟可和平維持，決不輕事破裂，並非兵力有所不足，實緣民困已極，不堪再受戰禍，一年以來彌縫遷就之苦衷，當為國民所共諒。現在財政、外交觸處荊棘，國家運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氣之倫，自應以同舟共濟之心，為披發纓冠之計，決不肯再言破壞，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則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亂，必不能得多數國民之同情，本大總統若再曲予優容，便與此輩同為亡國禍首，非惟辜負眾望，實亦矛盾初衷，惟有犧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麽魔。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願共勉之。”

第二道是為了“贛亂”的通令：

“共和民國，以人民為主體，而人民代表，以國會為機關，政治不善，國會有監督之責，政府不良，國會有彈劾之例。大總統由國會選舉，與君主時代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迥不相同。今國會早開，人民代表，鹹集都下，憲法未定，約法尚存，非經國會，無自發生監督之權，更無擅自立法之理，豈少數人所能自由起滅，又豈能以少數人權利之爭，掩盡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潯，叠經本大總統及副總統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黃，借為煽亂營私之具。今閱歐陽武通電，竟指國軍為袁軍，全無國家觀念，純乎部落思想。又稱蹂躪淫戮，廬墓為墟等情，九江為中外雜居之地，萬目睽睽，視察之使，絡繹於途，何至無所聞見。陳廷訓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職，堂堂正正，何謂陰謀？孤軍救援，何謂三道進兵。即歐陽武蒸日通電，亦雲‘李烈鈞到湖口，武開兩團往攻’等語，安有叛徒進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該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豈陳廷訓、劉世均近在九江之電不足為憑，而獨以歐陽武遠在南昌之電為足信？豈贛省三千萬之生命財產，獨非中華民國之人民？李純所率之兩團，獨非江西兼督之防軍？歐陽武以護軍使不足，而自為都督，並稱經省會公舉。約法具在，無此明條，似此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誰其信之！且與本大總統除亂安民之宗旨，與叠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詞誣蔑，稱兵犯順，視政府如仇敵，視國會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壞民國，全國公敵，萬世罪人。獨我無辜之良民，則奔走流離，不知所屆。本大總統心實痛之。本大總統年逾五十，衰病侵尋。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無非欲使黎民子孫免為牛馬奴隸。此種破壞舉動，本大總統在任一日，即當犧牲一切救國救民。現在正式選舉，瞬將舉行，雖甚不肖，斷不致以兵力爭擅權利，況艱辛困苦，尤無權利之可言。副總統兼圻重任，經本大總統委托討逆，責有攸歸，或乃視為鄂贛之爭，尤非事實，仍應責成該兼督速平內亂，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視中華民國為一人一家之事，毋視人民代表為可有可無之人，我五大族之生靈，或不至斷送於亂徒之手。查歐陽武前日電文，詞意誠懇，與此電判若兩人，難保非金壬挾持，假借名義。俟派員查明再行核辦。此令”。

21日又發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處暴徒倡亂，政府為整肅紀綱，維持國本起見，不得不以兵力戡定，叠經先後布告。本大總統躬承國民付托之重，值此變出非常，蕩平內亂，責無旁貸，耿耿此心，當為我國民所共諒，各友邦所悉知。惟恐傳聞之異詞，或以方針之未定，國民以姑息養奸所責備，外商以身命財產為隱憂，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國人民鹹知順逆從違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鎮亂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為此通令，條舉三端：一、該暴徒勾煽叛兵，僭竊土地，擅行宣布獨立，破壞民國之統一，擾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為，實為亂黨，政府不得不依照國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亂，為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民國政府當然有此責任。二、各國商民之通商傳教，載在條約。凡有亂警地方，該地司令官均應照約實力保護，務使各外國人之身命財產，不致因亂事稍受危險。嗣後各該地方之外國人所有身命財產，如因鎮壓變亂而直接受有損失者，民國政府必完全負其責任。三、亂黨到處勾結，如有本國人與之訂立一切契約，而影響可以及於國家或一地方者，無論用何種方法，及何種名義，民國政府絕不承認。以上三端，自本令發布以後，應由各該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著外交總長行文駐京各國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熱誠贊助之雅懷，而示本大總統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