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促成了趙桓的媾和決心，也便決定了李綱遭受貶竄的命運。張邦昌諳熟這種政治遊戲，回去後便使人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的罪名具折彈劾李綱，指斥其大肆鼓吹防秋備邊，乃為導致金軍再犯的根源。唐恪、耿南仲乘機搖唇鼓舌，林林總總地拼湊出了李綱“十罪”。以此種種彈劾為據，趙桓乃責授李綱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宋朝典制，一般不殺大臣，對獲罪大臣及諫官的嚴重處罰為“編管”，即將其押送至窮山惡水處，交由地方官衙予以管制。“安置”較“編管”為輕，但亦屬流放性質，唯其人身自由程度稍稍強似“編管”。而所謂節度副使，則是個毫無意義的虛名。趙桓認為，這個處置，已是看在往日功勞的分兒上，對李綱格外開恩了。

何栗、孫傅啟奏李綱所受彈劾之罪名不實，被趙桓當堂駁回。又有中書舍人劉玨、胡安國力諫不可遠謫李綱，惹得趙桓性起，將他二人一並貶出京師，遂無人再敢稍加置喙。

李綱得旨，憂嘆交加。

在政壇上屢經風吹雨打，對於罷官落職，他已看得比較尋常。所憂嘆者，是這事的緣由和後果。“用舍進退，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為安幾成，而為慵懦讒慝者壞之，為可惜也。”在後來書寫於長沙漕廳翠藹堂的手記中，他曾以無限沉痛之筆，追錄下了當時那種難以言說的心境。

當時既已罷知樞密院事，李綱自是不如當政時那麽政聞通暢，然身居京畿，消息來源及傳播途徑甚多，天下大事總還是及時可聞。關於金軍傾巢出動卷土重來，東西戰線均告吃緊，太原及一系列州縣接踵淪陷等情況，他從友人口中都能知其大概。雖然事變的趨勢早在意料中，而形勢惡化程度之快之重，還是使他感到了極大的震動。

金軍此番的攻勢較前者有過之無不及，而且由於太原失守，西線門戶洞開，朝廷所面臨之艱危更甚。看來一場須傾全國之力與金人進行的殊死較量，又是在所難免了。

李綱知道，當此時，總會有人急於高念求和法咒，但他斷定那管不了大用。非戰莫能言和，這是他確信不移的禦敵之道。而要論作戰，張邦昌那幫人是指望不得的。別看他們在蕭墻之內能翻雲覆雨，抗擊外虜卻是連童貫那點能耐都不如。因此李綱揣測，他很可能會再度臨危受命支撐危局。

在這種時刻擔此重任，風險無疑極大。以他對朝廷以及宋軍現狀的了解，深知這仗打起來必定是多方掣肘困難重重。而且無論戰事的結果如何，都將使他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打贏了，他功高蓋主遭人忌恨；打輸了，一切罪責悉歸其身，說不定還會被朝廷拋出去充當向金人謝罪的替罪羊。

盡管如此，李綱還是做好了當仁不讓的思想準備，而且盼望朝命速頒。因為他實在看不出與金人存在什麽有話好好說的可能性。而如果迎戰金軍這件事遲早要落到他頭上，那便宜早不宜遲，早一天動作，就多一份勝算。事雖難為，但並非絕對不可為。金軍固強，亦有其短。他們畢竟兵力有限，而且長途征戰終將後繼乏力。只要大宋軍民上下同心，揚長避短，應當是足以贏得最後勝利的。人生難得幾回搏，能為大宋江山作此關鍵一搏，也不枉來人世一遭了。到那時欲想全身自保，堅決急流勇退便是。

基於這種打算，甚至不待趙桓下旨，李綱已躍躍欲試地在私下裏思考起用兵方略。

然而聖旨頒下，與他的期待整個南轅北轍。休道什麽臨危受命了，朝廷這回壓根就沒想打。聖旨中對他“好戰誤國”的指斥，明確無誤地表明了這個意思。

這才真正是要誤國！愕然之余，李綱按捺不住地秉筆上書，切陳他一人之去留無足掛齒，然和議未可恃，戰策不可廢。金人狡獪，謀慮不淺，若任其鐵甲深入而竟自無所作為，則天下之勢去矣！

如此犯顏抗辯，犯了為臣之大忌。庶幾趙桓的批諭傳下，謂其“退有後言，淆惑眾聽”，將其改謫潭州。一盆冷水從頭澆到底，李綱這才幡然醒悟，自己又犯了官場幼稚病。目前君側俱是張邦昌的朋黨，這些人既已千方百計將他排擠出了朝廷，豈能容得皇上復納其言。

何栗和孫傅唯恐李綱一意孤行再罹大禍，悄悄地前去探視，規勸他切莫再辯，一切等待事實說話。他們說，莫看張邦昌之輩一時得勢，然料其難得長久。對金人只知退讓示弱，必致其野心一再膨脹。待到朝廷退無可退，彼等黔驢技窮時，是非曲直便不言自明。李綱承認他們說得不錯，可是只怕到了那時候，局面不知將會糟糕到何等不堪的地步。這個前景誰也說不準，只好拭目以待，或者說只好聽憑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