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電報與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變革，總會對社會產生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軍事上。電報的出現，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傳輸速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進步，這對於視情報與時間如生命的軍事將領、政治家們來說，不啻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對新生事物反應遲鈍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規避這種影響力。清政府晚期的許多著名事件，都是與電報的出現密切相關——或者我們應該反過來說，假如沒有電報這種東西的話，許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會發生，即便發生也未必會輻射出絕大的影響力和震撼來。科技改變政治，這一條定律即使是在中華老大帝國亦是顛仆不破的真理。

在電報引入中國的早期，清政府和絕大多數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電報其中蘊藏的重大政治價值，盡管很方便不錯，可也僅此而已。換句話說，電報只是一件“玩意兒”，上不得台面。

中國正式開始架設電報線路是在光緒五年，李鴻章在天津與大沽炮台之間建成電報線，隨即鋪開了沿海各省電報建設的大潮。但清政府卻一直不認為電報是官方文件，只是稱之為“抄電”。當時官員打電報上奏之後，仍舊要用傳統途徑送遞一份同樣內容的奏折，以便備档。可見在當時清政府心目中，電報根本不能算是正規文書。

一直到1883年發生的中法戰爭，才改變了清政府對電報的態度。當時中國軍隊一路連勝，昏庸的清政府卻一味求和，電令前線停戰。老將馮子材和黑旗軍首領劉永福復電抗辯，卻無力回天。當時擔任廣東會籌防務的湘軍名將彭玉麟按捺不住憤懣之情，憤然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嶽飛的國恥。這是首次把電報與政治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

此役喪權辱國，顢頇之至。不過電報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倒是發揮得淋漓盡至，讓清政府嘗到了遠程遙控的甜頭，認識到了電報的重要性。於是從光緒十年開始，在軍機處建立電報档案，光緒帝親自下旨將電報視作公文來對待。同僚之間的電文往來，被稱為“電牘”，給皇帝的電報奏折則稱為“電奏”。

所以查閱中國近代史料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從光緒五年到光緒十年這期間的電報，幾乎沒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滿清大員的個人收藏裏——如盛宣懷的“盛档”中——才能一窺中國早期電報的風貌。

到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之時，電報的名分終於確定下來，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這個時候，電報的真正政治價值，也在這一年大放異彩。

光緒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轉頹勢的光緒皇帝主持的戊戌變法正式開始，這是清政府最後一次挽救國運的努力。短短百天內，光緒和他信重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就頒布了數十條變法詔令，其中牽涉到編練新軍、興辦實業、鼓勵發明等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一時間中國這只睡獅，似乎有了那麽點猛醒的樣子。國內的有識之士無不翹首企望，希望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光緒，能為中國再造一個盛世中興的氣象。

然而積重難返的滿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會的末期，已經不可能象明治維新的日本一樣輕易擺脫那太過沉重的歷史包袱。上有積威數十年的慈禧太後，中有閉目塞聽的守舊官僚，下有民智未開的無知百姓。漫說光緒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著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華，面對著這無奈到了極點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聲長嘆罷了。更何況，他只不過是個徒有熱情，卻既無治國的實際經驗，又無可依靠的班底的空殼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緒皇帝就翻身落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變法在史書上，就被後世人取了個別名“百日維新”。一場變法強國的春夢，終究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一是讓本來已經保守到了極點的風氣更趨保守，中國的國運也向著背離世界大勢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對這個忤逆的幹兒子光緒深惡痛絕，連將他握在手中當傀儡來耍的念頭都完全斷絕了。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後立端親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準備廢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緒另立新帝，史稱“已亥交儲”。但是讓那個慈禧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決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輿論的一致強烈反對——洋人同情較為開明的光緒皇帝，各國公使對立儲一事冷眼相對，一個去道賀的都沒有；而在國人中間，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如何，光緒畢竟是大清帝國的皇帝，象征著皇家的光榮和尊貴。而且他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總還是個肯做事的皇帝，這點比起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們更是難能可貴。並無失德之處而要被篡廢，不管是革新派還是一般百姓都是為之抱不平的。於是，民間對慈禧太後乃至整個滿清官僚體系的不滿，就在這一刻集中爆發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