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郵傳部風雲

我們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國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統。它始建於隋文帝時期,在唐代得到完善與進一步的發展，從宋朝以後，三省制有所廢棄，但掌管天下具體事務的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制度卻延續到清朝末年，前後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列強的環逼之下，已經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新思想、新制度的沖擊，已經逼得這個老大帝國必須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這也正是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八國聯軍侵華後，清政府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宣布準備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進行官制的改革以適應新的形勢要求。於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總理衙門改組成為外務部，隨後又新成立了管理商業的商部、管理國內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對六部制度進行徹底的改組，在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兵部改為陸軍部、刑部改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並為農工商部之余，又設立了一個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郵、電四政，稱為郵傳部。

郵傳部的政治職能，大致相當於我國建國初期交通部和郵電部的合體（郵電部98年改名信息產業部，08年改稱工業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職能亦隨之有所變化），它的前身，就是我們屢次提到的，由盛宣懷主持開辦的電報總局。

清朝末年，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清朝政府背負著沉重的軍費和戰爭賠款，對地方財政的控制空前弱化，雖然一再加稅加捐，也開始課收厘金，但中央還是經常陷入財政窘迫、無錢可用的尷尬局面。

中國的海關當時由英國人赫德為總稅務司，經營情況相對較好，年收入1200萬兩，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稅源，也是各種洋務運動的主要資金來源。電報總局剛開始建設的時候，就是借用了海關的經費來經辦的。但是津滬線建成四個月，在一群腐敗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沒有盈利，反而虧損甚大。身兼官、商兩職的盛宣懷，自然想到了引入較為靈活、先進的商業資本來扭虧為盈。這個在前面說及盛宣懷時已經提到，不再細述，下面主要談一談中國的電報事業是怎麽由“官督商辦”又變回“官督官辦”的。

不得不說，“官督商辦”這一招在中國電報事業的前期發展中，是起了不可磨滅甚至是決定性的促進作用的。不但解決了資金匱乏的根本問題，而且商人們靈活先進的管理、經營，也不是官僚機構所能比擬的。從光緒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兩年間，8萬兩的初始資本膨脹了10倍，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資本總額更是達到了驚人的220萬元。

經營情況好了，股票自然水漲船高。剛開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時漲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發紅利20余元，最高時每股紅利居然漲到35元以上，投資商們自然個個賺得喜笑顏開了。

當時電報局實行的是“學堂與電局相表裏”之制度，進入電報學堂就學的學生，自動就擔任電報局的電報生。他們的薪水分為4等12級，要想薪水提一個档次，就要通過考試進入更高一級。考試共分10項業務，每項業務20學分，最終的薪水是根據考試所獲得的學分來確定的。這就好比當年的大學生畢業包分配，而且電報局的薪水又頗為豐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趨之若鶩。社會上也把電報與銀行、鐵路、海關等其他3門職業一同稱為“金飯碗”。

股東們和職員們雖然高興了，老百姓和當官的卻都郁悶了。

先從百姓這邊說起吧，中國電報局在晚清時期的派頭很大，早期各地電報局皆為官辦官用，門前都豎有“虎頭牌”，上面還橫著用館閣體大字寫著：“非傳政令不得入內”，有近於“肅靜”、“回避”等衙門大牌。所以老百姓們都敬畏地把它們稱之為電報衙門。後來電報局逐漸轉為民用，百姓們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減，不滿倒是與日俱增。不滿的方面主要有兩個，一曰貴，一曰煩。

貴，是不用說的，據時人筆記記載，從天津發往通州的電報每個字的發報費用是銀元1角。這銀元1角在當時能買多少東西呢？可以買16斤大米或30個雞蛋，折合成現在的人民幣，大概值50多塊錢。換句話說，假如您發一封10個字的電報，就要掏500塊錢——天津到通州才幾步路啊，要是發封跨洋電報，只怕一個月工資就全折進去了。

所以民間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籲電報能夠降價，但畢竟這玩意是絕對的壟斷經營，民間呼聲雖高，終究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