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兩淮起義

積重難返

兩淮起義的原因十分復雜，戍邊士卒嘩變是一個導火索。如果將這次起義放在晚唐歷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討，其深層原因在於，當時對百姓的賦稅已經到了苛重無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時期，兩稅法已經在帝國境內實行了五十多年，不僅弊病叢生，而且積重難返，而首當其沖的就是賦稅實際負擔畸重畸輕。

大唐帝國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時，從計稅依據來看是有很大進步的。前邊我們介紹過，兩稅法規定計稅不再像租庸調制那樣以成年男子為依據，而是以資產多少作為依據，稱為“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因此所征收的稅屬於資產稅性質。

從理論角度來講，占有田地多、家產多的稅戶要多交稅，貧窮農民則可以少交或不交稅。但是帝國在實施兩稅法時采取的是定額配稅形式。朝廷確定的各州應征稅額的依據，並不是依據當地百姓的財力情況，而是從當地在實行兩稅法前的唐代宗大歷年間，取征稅額最高的那一年作為定額。

然後各州再將定額分配到所屬各縣，各縣再依據戶等高下分配給各個稅戶納稅額，這就造成全國沒有統一的稅率，各地兩稅負擔輕重不一的狀況。同時稅戶的貧富狀況也是不斷變化的，其戶等高低也應該隨之變動，進而納稅額也應作相應的調整才對，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規定戶等須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稅權的地方官和鄉裏胥吏卻長期不定戶等，使得農民的納稅額基本上固定，這也就造成稅戶負擔嚴重不均，富有者納稅綽綽有余，而貧窮者即使終年耕作也無力完稅，最終不得不破產完稅。

當時的禮部侍郎劉允章為朝廷獻上《直諫書》，指出天下百姓時有“八苦”：

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爭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饑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

劉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時，將“官吏苛刻”放在首位，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當時百姓賦稅沉重的程度，詩人於濆更是在他的詩作《田翁嘆》中對農民破產完稅的現象給予了具體描繪：

手植千樹桑，文杏作中梁。

頻年徭役重，盡屬富家郎。

富家田業廣，用此買金章。

昨日門前過，軒車滿垂楊。

歸來說向家，兒孫竟咨嗟。

不見千樹桑，一浦芙蓉花。

當時除了賦稅畸重畸輕之外，“攤逃”現象也是肆行不止。由於各縣各鄉應繳的兩稅數額是固定的，當有些農民逃亡之後，地方官為了完成征稅定額，強行將逃戶的欠稅額分攤到其鄰裏稅戶身上，這就是劉允章說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

攤逃的弊端使現居農民承擔成倍的賦稅，這自然讓農民無法忍受，進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軍，形成逃亡—— 攤逃—— 逃亡的惡性循環，逃戶不斷增多，一方面減少了納稅對象；另一方面也為農民起義起了反作用力。

由於農民大量逃亡，納稅戶被迫減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稅額除了實行攤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稅外加稅，也就是劉允章所說的第三苦“賦稅繁多”。

本來按照兩稅法的規定，以往的各種農業稅名目統統歸並為“兩稅”。但事實上地方官的加斂是屢見不鮮、屢禁不止的，劉允章說的“所由乞斂”就是指上述現象，而“所由”是指經手的官吏，他們的加征成為賦稅繁多的一個關鍵因素。

總體來看，當大唐帝國行進到皇帝李漼在位時，官與民的矛盾更加尖銳，不時發生地方官因不恤農民疾苦而被農民驅逐的事件。例如鹹通八年（867年）七月，懷州（今河南沁陽）農民想向官府訴說旱情，刺史劉仁規竟然張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規定，當發生自然災害造成歉收時，可以依據受災程度減免一定數量的稅額，同時地方官負有替農民向上級部門報災並申請賦稅減免的責任。

可是，劉仁規不僅沒有為民請命，反而鉗制農民之口，所以引起了農民們的極大憤慨。農民們爭相驅逐劉仁規，劉仁規被迫藏匿於村舍之中，農民們一窩蜂地闖進其府邸，搶奪其家財無數，並登樓擊鼓，很長時間方才散去。

又如鹹通十年（869年）十月，陜州（今河南陜縣）農民想向刺史崔蕘訴說旱情，但崔蕘卻指著庭中之樹說“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並杖責前來訴說旱情的農民。農民們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狽不堪的崔蕘逃入民舍，口渴難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討要水喝，而主人給予他的卻是屎尿。

針對官民矛盾突出的問題，左補闕楊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農民們有過激行為是因為刺史處置問題不當，以致百姓負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認為即使有冤屈也應該訴之朝廷，朝廷會置諸典刑，豈能擅自驅逐朝廷命官，以亂了上下之分，朝廷對於這種現象絕不能姑息，必須嚴懲肇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