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與保皇會（第4/10頁）

李鴻章北上途中稽留滬上，上海新黨名士策劃建議其急率江南兵力的半數拔隊北上，剿滅“團匪”亂兵，內安兩宮，外對列國，扭轉危局。7月30日，14位維新黨人聯名由鄭觀應代表上書李鴻章，認為平亂局、緩客兵的關鍵在於“自剿北匪”。但此舉“非將叠次諭旨分別其偽則不能剿，非實有可用之將，得力之兵，則雖剿而無功”。請李鴻章會商各督撫速行遴派勁兵，協籌餉項，並公舉統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不奉賊臣之矯詔”，不僅“剿匪”，而且將助“匪”為亂的將弁一律誅戮，將“不顧國家，不明大局”，“捏造詔旨，力行阻撓”的賊臣奏請正法；同時於“勤王諸將中擇一明幹精警而有稍習京曹情形者”，率一大隊駐守西道，以防“匪黨”亂兵與二三賊臣挾持兩宮西走山陜。[37]李鴻章拒絕了這一請求，但在次日與劉坤一聯名所上奏折中，卻“冒死瀝陳”了其中的一些意思，要求明降諭旨，保護外國使領和洋商教士，剿辦亂民散勇，“以清內亂而弭外釁”[38]。盡管在對待帝後的態度上保皇會及其他維新黨人與南方督撫明顯有別，有些方面還是不乏共識。

如此一來，清方勤王將帥懷有不同動機，一部分擁護當朝執政，另一部分則不認賊臣矯詔。在同一旗號下，各人目的究竟如何，撲朔迷離。上海維新黨人即指責東南勤王之師的李秉衡、鹿傳霖、錫良等為“東南之端、剛”[39]。章炳麟論及李秉衡、鹿傳霖的勤王時，也認為：“勤王者，則汗漫兼容之辭耳，剿匪者得舉是以為號，助匪者亦得舉是以為號，二帥之名曰勤王，其實助匪也。”[40]岑春煊萬裏馳援，到京入見太後時，卻自陳：“臣軍臨時召募，但任防守，不敢當前敵。”[41]結果奉詔駐張家口防俄。這剛好與南方維新黨防止兩宮西走的預謀吻合。

無論岑春煊的初衷如何，審時度勢，他終究選擇了“戴後”而非“助帝”。堅決擁帝反後的康有為聞訊，不憂反喜。他在家書中說：“岑雲階扈從甚有權，將來或借以作周勃，將擬遣人說之，若吾輩辦事，當亂世終非挾兵力不可立也。”[42]則岑的地位上升在保皇會看來是至關重要的有利之事。

漢口自立軍失敗後，保皇會的勤王謀略漸趨停頓，所余的努力，其中就包括爭取北方岑春煊一類的同道，而將勤王分為南北兩路。1901年春康有為稱:

內地勤王布置甚妥，北路一面，已派多人指點聖皇復辟之舉，南面一路勤王義舉之謀，想主上回鑾則在春間。[43]

據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第九:

駐蹕太原多日，上仍求獨歸議和。太後及諸臣堅持不放。其實是時早歸，賠款之數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險之各種條件，皆可因依賴聖明而無須提出，公論昭然。……而諸人因識見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則為太後、榮、王、岑諸人也。時岑幕中有張鳴岐者，年少銳敏，力勸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詞窮而不語。蓋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論是非，專視多助者而助之。[44]

北路勤王最終還是議而未行。

第三節　互為奧援

庚子以後，岑春煊因護衛有功，得到西太後的寵信，成為晚清政壇的要角。丁未政潮，岑政壇失足，退隱滬上，稱病不出，直到辛亥鐵路風潮，才被重新啟用。其受挫的要因，仍是與保皇會的關系。

勤王計劃流產，岑春煊仍然是康有為心目中的一顆政治籌碼。1902年7月，岑春煊調補廣東巡撫，康有為聞訊，大感振奮。他說：“此人乃仆昔所薦來粵布政者，今來巡撫，極有權力，天乃與吾黨一大機會。”[45]後因四川哥老會起事，清廷調岑春煊署理川督。直到1903年4月，才調署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這時保皇會已基本放棄利用廣西會黨遊勇發動武裝勤王的謀略，任由岑春煊剿滅昔日的同道。一些人甚至將岑的到任視為一大契機：“岑春萱到粵西省，同門多欲運動會款以捐官到東省者。”對此，徐勤頗不以為然，告誡康有為:

請夫子切勿信之。覺頓、伯純等（覺、純前數月日以攻夫子為事，此楚青之言，可痛！可痛）於吾黨感情甚淡，捐官後萬不能為吾黨有所盡力也。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為吾黨勢力已盡，則群相攻擊。及見近日商會已開，知有利可圖，則又來利用矣。此等人只有置之不理可也，切勿贈以金錢。切叩！切叩！[46]20天後，又再度提醒康有為:

覺頓欲捐官，乞勿理之，其近情弟子知之甚詳也。岑督不可信，周孝懷亦才智之士耳，不可靠。[47]

康有為並未采信徐勤的進言，仍與岑春煊有所聯系。康有為到香港後，招康有儀往見，後者命其子同和赴港收賬，